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童心说”是李贽最重要的文艺思想，强调“真”的重要性，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思想。林黛玉性格的本真，对精神恋爱的执着和憧憬，以及对生命和世界的敏锐的感受力等各方面与李贽的思想都有共通之处。从李贽的“童心说”的角度去探寻曹雪芹笔下的黛玉，更好地理解林黛玉此人，进而我们可以了解到林黛玉才是曹雪芹精神的至高向往，她有着绝世美丽的人形，却是超脱世俗的绛珠仙草。
一、李贽的“人心纯真”与林黛玉的真性情
李贽生活在明代中叶以后的嘉靖、万历时代，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矛盾动荡的转型时期。海上贸易蓬勃发展，民间手工业工场形成，商业资本逐渐向产业资本转化，也出现了纯粹商业性质的城市。经济基础的转变也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变化，早期启蒙思想萌动、生长，文人思想文化也随之改变。李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新思想。他批判了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反对封建束缚，提倡发展人们的“自然之性”。而他最重要的文艺思想便是“童心说”。
李贽的“童心说”第一要义是“真”。他明确指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纯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矣。”于此，李贽强调了童心对于人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了童心，则为人不真。他说“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读书识理而反障之也”。人们在接受了一定体制下的教育和道德约束后容易失其本心，渐渐泯灭了内心的真实。虽然所言所为都合乎道理，却渐渐忘记了本来的自己。在封建思想的统一领导下，人们各自独特的天性也便丧失，没有了个性，社会可能更安定，却不够真实，也便出现了更多李贽所说的“矮人”，在这样的社会里，“以假言与假人言”，“以假事与假人道”，“以假文与假人谈”，“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所以李贽呼吁人们醒悟，护好自己的童心。
林黛玉作为《红楼梦》这部巨著的核心人物，被置于各种论战的中心。黛玉仙灵的品貌和诗才是毋庸置疑的，是所有人都不得不认可的。冯其庸先生在《林黛玉、薛宝钗合论——启功先生论红发微》一文中对黛玉的评述是：“她有藐姑仙子的仙和洁，她有洛水神女的伤，她有湘娥的泪，她有谢道韫的敏捷，她有李清照的尖新和俊，她有陶渊明的逸，她有杜丽娘的自怜，她有冯小青的幽怨，她有叶小鸾的幼而慧，娇而夭，她更有自身幼而丧母复丧父的薄命。”在曹雪芹笔下，贾宝玉对黛玉的第一印象是：“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时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然而她却时常因为她的性格遭到人们的非议，这里所说的人们包括红楼梦中人，也包括读《红楼梦》的后代人。
不仅红学界对她的性格有各种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非学术界的人们对此也或多或少有着自己的理解或者成见。所谓成见，人们心中有一个已定的形象，“林黛玉”三个字成为了多愁善感，满腹诗书，弱柳扶风，小心刻薄的代名词。红学家对黛玉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爱她的人说她率性，而同样的口直心快，也有人看作刻薄。周汝昌先生更爱湘云，赞其为“脂粉英雄”，认为湘云才是《红楼梦》真正的女主人公，是宝玉的真爱。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坚持“宝黛爱情”。像宝玉一样偏爱着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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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在书中找到许许多多处大小事件作为例证说明黛玉的敏感多疑，甚至尖酸刻薄。比如第二十二回，湘云笑说戏子“到像林妹妹的模样儿”，宝玉向她使眼色，倒遭致没趣，湘云道“这些没要紧的恶誓、散话、歪话，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的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别叫我啐你”，那边黛玉也真恼了：“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更有刘姥姥进大观园，逗笑众人，“潇湘子雅谑补馀音”，“他是那一门子的姥姥，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周汝昌先生在他的“随笔红学”中也提到过，并由此评判黛玉性格上不是那么大家闺秀。的确，当我们用传统的道德礼义去看待林黛玉的品性时，这样性格上的弱点是作为一个大家闺秀不该有的。可是林黛玉此处也不过是说了句玩笑话打趣而已。“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具有新的社会理想，是厌弃透了封建贵族社会的一切陈腐俗套，是具有超时代的诗人气质的一个新的女性形象”。当我们在批判黛玉那些“不恰当的”，“刻薄的”话语的同时，是不是也不得不承认，她只不过说出了别人都不敢说的真话？刘姥姥语言的淳朴背后其实也暗含了对封建贵族的阿谀奉承。
虽然曹雪芹在《红楼梦》的语篇中通过包括宝玉在内的很多人的话语，抑或在陈述中也直接点明了黛玉的性格特质。脂砚斋也评论说“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较比干还多一窍的黛玉真的是聪明所误吗？她被置于那个时代环境之中，自幼丧母后丧父，孤苦无依，寄人篱下，没有人曾教给她怎样小心做人，谨言慎行。但与其说她是一张白纸，不如说曹雪芹把她塑造成一泓太清澈的水，她太真，以至于容不下半点污秽。红楼梦中人不喜欢这样的“尖酸刻薄”，或许也正是因为黛玉这样一泓清水在她们面前像一面镜子，让她们看到自己的粗俗不堪。但是没有任何人会去反省自身，反倒迁怒于黛玉，认为是这面镜子本身的污点。正如李贽在《高洁说》中所说，“予性好高，好高则倨傲而不能下”，“予性好洁，好洁则狷隘不能容”。那个世界映照在她的心里，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她和那个世界是不能相溶的。黛玉在她的诗中反复地倾吐她内心的孤独，三首菊花诗中，她说：“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欲讯秋情众莫知，喃喃负手叩东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人们总是以一个简单的“多愁善感”来评价黛玉，殊不知她的所感所愁哪里就是我们所想的浅薄平淡如闺怨？她只是从平细的事情中感受到人情的遮掩，从人们稀疏平常的言语中听见人性的卑劣。但高洁如她，是绝对不肯与之同流的。脂砚斋比较宝钗和黛玉的咏白海棠诗时，用“温雅沉着”评宝钗，而黛玉则是“逸才仙品”，可见宝钗是凡尘的闺秀，而黛玉是仙界的灵草。
世界是一湾池塘，有水作的骨肉，有泥作的骨肉。林黛玉却是那出水的芙蓉，“质本洁来还洁去”。
二、李贽的情理观与“情情”的黛玉
李贽将其“童心说”发展到人的具体情感生活领域，便形成了他的情理观。他对传统的“女子小人论”，“女人祸水论”，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观念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大道不分男女”，主张男女平等，婚姻恋爱自由，肯定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他的思想的影响力在后世很多著作中得到体现。最重要的莫过于曹雪芹的《红楼梦》，而这部书中千千万万人物，唯有林黛玉一人能够完美地诠释李贽这一思想观念，曹雪芹也在黛玉这一人物上倾注了他对李贽的思想的高度认同，他笔下的林黛玉“情情”，她专注于性情相投的建立在长久的彼此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的感情。
李贽曾表达对《西厢记·琴心》的赞赏：“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书斋，独自无赖，试取《琴心》一弹再鼓，其无尽藏不可思议，工巧固可思也。”曹雪芹也塑造了宝黛这样纯洁高尚的超脱传统礼教的精神恋爱。然而现实环境中这样的向往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曹雪芹在小说中虽塑造了这样一段爱情，但也暗示了这一份情缘也终会随着黛玉的香消玉殒而只能惊天恸地。曹雪芹把自己的爱情理想寄托在林黛玉的心里，黛玉视宝玉为知己，是她在冷峻的大观园里唯一的精神寄托。宝玉对黛玉确是怜爱，当他看了《桃花行》后，“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下泪来，又怕众人看见，又忙自己擦了。”他对黛玉的怜由此可见一斑，也只有他能与黛玉心意相通。只是宝玉未必完全懂得黛玉，这也是黛玉时常懊恼的原因。正如上文所举的第二十二回，表面看，实则黛玉多心，不过一句玩笑话。但是让黛玉恼的果真是湘云的这一句玩笑话吗？未必。且看黛玉如此说：“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顽，他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他和我顽，设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人轻贱呢。是这主意不是？这却也是你的好心，只是那一个偏又不领你这好情，一般也恼了。你又那我作情，到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这一段黛玉常被误解，脂砚斋也有批注：“颦儿自知云儿恼，用心甚矣。”“颦儿却又听见，用心甚矣。”连续两个“用心甚矣”，很容易让人理解为黛玉太过敏感，心思太细，而这样的性格是不讨喜的，所以人们理所当然便怪罪黛玉。人们往往用世道的标准去作出评判，可是，倘若黛玉真的足够有心机的话，她何必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来招致大家的冷眼？如果我们同样细心去听她的话，不难看出黛玉并不是因为湘云把自己比戏子而恼怒，她在意的是宝玉。宝玉向湘云使眼色，说明在宝玉的眼中她也一样是小性子爱恼的人，黛玉心思细密到时常把自己卷入思绪的恶性循环中，她为宝玉不懂她的心而懊恼，因为她以为他应该懂她的。“看来两个人原本是一个心，但都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了两个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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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先生指出：曹雪芹“所要描写的是高度真实的人，也就是说带有自己的时代和家庭的印记同时又是摆脱这些旧印记，最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的爱情的典型。”但是宝黛的爱情在那个时代或许注定只能是个理想，而爱情本身之于黛玉，也只能是个理想。即便有宝玉这样的知己，在那个环境下也不可能无话不说，而宝玉也时常摸不着头脑，所以黛玉心中的酸楚和孤独也只能用泪水来倾诉，心中的诗也时常只能与落花语。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形象是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间艺术。她的诗才能够脱颖而出，也是因为她与大自然独特的交流。第二十六回说：“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真是‘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再有黛玉葬花时更是泣风愁云，“愿奴肋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她想要逃离这个世界，飞到天尽头，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香丘。
她为还泪而来，一生的泪只因疼惜宝玉，她说：“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她的情如此纯粹，一往而深。
三、黛玉之苦——理想在现实面前的挣扎
就像李贽的思想在当时那样的封建皇权体制下无疑被认为是反叛的，他也被加诸“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一样，曹雪芹也通过林黛玉这一灵魂人物在俗世的苦悲来表达自己内心对世道的无奈和悲怆。如果说贾宝玉是曹雪芹思想的化身，那么林黛玉才是这位伟大的作家内心深处苦闷的代言和精神的至高向往。
俞平伯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随笔，题为《曹雪芹自比林黛玉》。他以脂评的“芹为泪尽而逝”与绛珠仙草的“还泪”之说等相对应，提出“曹雪芹以林黛玉自寓”。这也是不无道理的。黛玉是“诗魂”，诗人的灵魂却是孤独的。黛玉用诗句表达内心，而曹雪芹则通过黛玉的诗在呐喊。
黛玉葬花，人们看到她的多愁善感，却不知道那么柔弱的躯干内有着一颗多么倔强的心。当她从贴心温暖的家来到荣国府这样一个复杂的小社会时，她便敏感地察觉到从此须“步步小心，时时在意”。虽然有着贾母的疼爱，她却终归是无依无靠的，但她的孤独感并不单纯因为这些客观的外在环境，更多的还是因为无人理解她的心。当无法相融于这个浊污的世道又无法逃离的时候，她唯有回归自然才能找到些许慰藉。“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世道时而给她希望，时而又令她伤心绝望，她以冷眼观世，却又带着满腔热血投身其中，不愿屈服，不愿随变。世界不能了解她的心思，她也不能接受这个世界。有时觉得世人都是些辛苦地为生活胁迫的孩子，惹人怜爱，可又苦于无人懂她，恼怒而又无可奈何，万千愁苦抑于胸中却无处话凄凉。世人笑曰多愁善感，她却从别人眼中稀疏平常的小事里透析本质，虽此丝毫瑕疵，亦非她所能容。“质本洁来还洁去”，或许是她对自我高洁的固执和坚守使她纠缠在自我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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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是大观园里唯一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除了荣宁二府的节日庆宴外，也就只在其父林如海逝世回家，几乎是足不出户。当宝玉将北静王所赠蕶苓香串转赠给黛玉时，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于是“掷而不取”。她对世俗礼节原来是如此嫌恶。她敢于说真话也是因为她不曾受到世俗的熏染，她是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所以在宝玉的偈语“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的后面，黛玉加上了一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在黛玉的精神世界里，她在这个世界是无立足之境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与她完全共鸣，即便是宝玉能够怜惜她的孤苦，能够与她心心相惜，却仍未曾达到她的精神境界，她想得比宝玉多很多，她能明白宝玉的追求，并且和宝玉有共同的理念，而宝玉有时候却不完全明白黛玉的心思。黛玉追求纯而静的精神世界，所以理想世界是把心放空，不为权钱声色所动，不被金科玉律所缚，让心可以不用依托这土地上的任何浊物而生长，方能保证它的轻盈、纯净和高洁。
黛玉的苦，不正是曹雪芹的泪吗？即便这世上有他的知己，他的心灵深处依然还是有无法向任何人说出的只属于他自己的苦闷。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不得不选择沉默，仿佛失语。
四、结语
林黛玉坚守着自己的那颗“童心”，保持着似水如莲的气质，如果明代的李贽读过《红楼梦》，他可能会对黛玉褒颂有嘉。曹雪芹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黛玉，通过她纯真细腻的性情道出了尘世的伪饰浮华，通过她的无止的眼泪映照出了世事的苍凉。然而曹雪芹也清楚地知道这理想终究具有幻灭性。其实不论我们把黛玉置于她自己所处的封闭的封建社会还是如今这样的思想解放的时代，她的性格始终都不会太受欢迎。曹雪芹和李贽一样推崇人心的纯真，他也告诉人们“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即便是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林黛玉不属于我们的世界。我们最好不要以俗世的标准去看待黛玉，抑或用传统的价值观去圈定她，因为她是理想的代言，“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理想中仙界才应该是绛珠仙草最好的归宿。所以我们可能更愿意像曹雪芹一样，选择做贾宝玉，如痴如狂地追随自己的真心，却也接受这个世界的圆润。我们会像贾宝玉一样怜爱着黛玉，却也只能为她的不食人间烟火而叹惜。
【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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