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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霍尔斯特德|有关抗癌的四千年简史( 五 )


最后一位加入三人游说团的是玛丽·拉斯克（Mary Lasker），她是一位有钱人的遗孀，丈夫艾伯特死于肠癌 。三人团体的努力没有白费，1953年美国国会拨款300万美元，委托国家癌症研究所成立国家癌症化疗局，专门测试各种化学药物是否有效 。罗兹说：“我认为找出癌症的青霉素指日可待，我个人希望能在10年内实现 。”
但是来自化疗局的成就却寥寥无几，化疗局的失败证明科学不能用“工程方法” 。但法伯认为，原因还是化学药物测试不够多也不够快，因此他再度说服美国政府，将预算提高到4200万美元，这是整个美国癌症研究经费的1/3 。
但是寻找化疗药物的进展依然缓慢，法伯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似乎又关上了 。拉斯克在罗兹去世后的纪念文章中写道：“罗兹满腔热血，想要找出癌症的唯一解药，但始终没有成功 。这场圣战或许将是一场失败 。”
《国家癌症法案》
1969年，玛丽·拉斯克花了2.2万美元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光标题就占了2/3篇幅：“尼克松先生，您能治愈癌症 。”标题下法伯写道：“我们就快找到解药了，只缺送上月球的那种决心、资金和全盘计划 。”
大规模的游说真奏效了 。1970年，“越战”吞噬着美国人的灵魂与资源，尼克松意识到，由总统推动一场抗癌之战或许比战争更会得民心，更有希望大获全胜，这场抗癌之战可能就是另一个“曼哈顿工程”或“阿波罗计划” 。
于是，1971年1月22日，尼克松发表国情咨文，表示：“时机到了，之前全国同心协力分裂原子、将人类送上月球，现在我们该将这份心力用在对抗这可怕之症上了 。”同年底，颁布《国家癌症法案》，宣布提供1亿美元的特别预算资助癌症研究 。
根据这项法案，癌症研究者可以动用大量联邦资源，专门用于癌症研究与控制 。自此，癌症与其他重大疾病在行政管理与财务支持上截然分开，它有了独特的机构特征、专门的政治基础 。
科学界由此出现了争论，一些人反对成立大权包揽的国家癌症研究所，使之独立于国家卫生研究院之外 。这场争论源自一个根深蒂固的见解，那就是科学究竟能不能管理 。科学界向来崇尚“结果不可预期”的法则，认为科学进展是无法预料的，伟大的发现往往发生在意想不到的领域，抗生素就是这样诞生的，小儿麻痹症疫苗也是偶然的成果 。
雄心很快被泼了一盆冷水 。1974年，一项政府调查指出，病毒学家花费了2.5亿美元也没有找出人类癌症病毒或疫苗 。这场始于1964年、为了更好理解人类癌症病毒的“癌症病毒特别计划”，就成了“登月模式研究法”失败的最佳证明，美国政府对协同努力能够战胜癌症的信念也由此开始动摇 。
随着一系列发展化学疗法的失败，1975年人们将新的希望转移到干扰素身上 。这是一种似乎能阻碍某些病毒生命周期的蛋白质，芬兰有一项研究指出，14名罹患罕见骨癌的儿童使用干扰素后延长了存活时间 。研究人员于是对干扰素趋之若鹜，1980年干扰素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被称为治疗癌症的“神奇子弹” 。
“神奇子弹”的希望也迅速幻灭，一连串失败让其成为空谈 。1986年，美国生物统计学家约翰·拜勒（John Bailar）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15年来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美国就要输掉这场战役 。慈善家的善意、政府的行动都无法保证科学能产生想要的结果 。虽然外科手术、放射线和化疗都有一定的功效，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像小儿麻痹症疫苗那样药到病除，也无法像青霉素对付细菌一样立竿见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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