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历史在武汉人心中( 二 )
医生负责救人，刘旺负责保障救人的资源，也要为没救成的患者料理后事 。遇上殡仪馆运力不足，他只能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从殡仪馆打到区领导 。在采访刘旺前，我极少关注到医院的行政工作者 。我以为亲历残酷时刻的都是医生，特别是重症医生和救护车随车医生，他们往往面对患者非生即死的情境 。不尽然如此，刘旺的电脑屏幕上可以看到全院的所有监控，哪里有患者倒下，他都清清楚楚 。
2月上旬的一晚，医院门口停满了远超负荷的转院患者 。那晚，他要赶紧把几百号患者安排进病房，还要妥善处理当晚去世的患者，“每一个死者我都看到了 。”
抗疫期间，刘旺是调配全院医护资源的指挥官 。“党员先上”的原则帮助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当时要求上发热门诊的人都换成党员了，每一批人我都跟他们讲，这是你们奉献的时候”，刘旺说 。
疫情结束后，刘旺变得很喜欢问别人，“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医生治病救人是天职，是必须去做的一件事 。真的做到了么？”疫情是对人性的考验 。中南医院的彭志勇对我说，他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自己通过了这个考验 。这让我想起过去在武汉疫情中的一些采访 。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杜斌会去不同的病区里带头插管，因为有医疗队不敢做插管吸痰等开放性操作 。他在采访中引用加缪《鼠疫》里的“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唯一的法宝是正直”，说这不是英雄主义，医生就是做这个的，这是医生的责任 。
正直和责任感存在于无数奋战在武汉的医者身上 。武汉市第七医院是江南（武汉长江以南的区域）第一个改造完成并提前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 。在武昌区政府的规划中，第七医院即将被拆迁改造成社区医院 。住院楼是1955年修建的老楼，一天只能接诊一百多个患者 。这样一家薄底医院最先被推到新冠疫情的最前线，一天接诊一千四百名患者 。
改造尚未全部完成时，听闻七院成为定点医院的患者已经排队到了街对面 。七院院长严佑琴说起那段日子就会哭，当时病床一扩再扩，B超室也用来做病房 。
疫情中间严佑琴不哭，疫情结束之后她经常哭 。她是个好强的武汉女人，为自己力所不能及而难过，病床一扩再扩，“但扩到最后实在是无能为力，没有地方能够安置 。……我自己作为一个感染科的医生，还是觉得自己很渺小 。”
我提到七院的作为会被刻在历史里，她和同事们当时正在面对历史 。严佑琴说她想不到那些，宏大叙事不贴近她的本心，“我们能做好这些事，是因为我们骨子里充满了善良，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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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底稿
去年冬春，采访人员宋炅在武汉待了一百多天，在汉时他频繁喝酒，离汉后他也喜欢找朋友喝酒 。他酒量差，两瓶啤酒就犯晕，晕了就和朋友们傻乐，然后回家睡觉 。
去武汉时他写过日记，害怕会忘记经历的事，却没几天就搁笔 。回忆每一天的经历并非易事 。当他想记录得准确些，就去重听采访录音，录音里是患者的喘息声，他没法听完 。
宋炅是武汉人 。经过去年，武汉在他心中被切割成了两种模样，是热闹又爽朗，是混乱又空寂 。解封后的武汉日渐归复前者，后者像一场梦，但又真切地存在于记忆中 。
时隔一年，他再去河北做疫情报道，有些提不起力气 。既是因为相信所有问题都会得到有效解决——再不会有武汉在疫情初期的被动，这是武汉留给其他城市的经验；也因为不觉得还有什么事一定要去记录，即使错过了也不会遗憾，“当时在武汉就是生怕错过什么，我一定要拼命记录更多” 。回京之后，他对许多突发新闻都兴致寥寥 。这种状态在离汉的外地采访人员中并非个案 。疫情中有许多做出深度报道的纸媒采访人员，2020年下半年在工作中都有懈怠 。很难说出个缘由，外界也没有给他们太多压力，但就是提不起工作兴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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