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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印祥|王印祥“出海”之后( 二 )


顺势而为的“二次创业”
事实上，受限于早期凋敝的行业生态，贝达药业是以Me too药物起家 。
“当时我们都是在条件很简陋的状态下成立的，没有现代化的公司构架和专业的风投资本，只能做一些跟踪式创新，所谓的Me too药 。”王印祥坦承 。
Me too药是在现有药物的基础上进行模仿创新，对已有药物结构进行改良，获得更佳的临床效果或者差异化的市场定位 。除了贝达药业药业的埃克替尼，另两个Me too药恒瑞的艾瑞昔布、君实的PD-1抗体，也较为知名 。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 。
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美国医药行业 。而此时，药明康德、泰格等中国CRO公司正蓄势待发 。美国不少药企和大批CRO公司，纷纷前往中国寻找“过冬”的商机 。
同一时期，施一公、饶毅等明星学者回国，带动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人才的回国潮 。
如果说彭朝晖、罗永章，以及王印祥、鲁先平和丁列明等，是中国第一批创新药的代表人物，2008年之后，信达、君实、再鼎等后来者的崛起，则代表了国内创新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
“很明显跟2000年初第一批创业者不一样了 。他们的产品虽然主要针对中国市场，还是在做Me too或者Fast follow这种跟踪式创新，但起步就以亿元计，有国际专业资本VC的介入 。”
国内资本的涌入，抬高行业起点的同时，也拉升了整体成本 。到2015年，一线城市的高端研发人员待遇，已经跟美国持平 。
王印祥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细节现象，预示着创新药未来的道路 。
“拿全球的成本，做占全球不到10%的中国市场，这个逻辑就不对 。创新药跟消费品不一样，必须突围到全球 。”
如今的贝达，已从最初几十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上千人的规模企业，但整个中国创新药态势已发生巨大变化，License in、Me too同质化竞争惨烈，Fast Follow式的创新红利即将见底，继续走老路，“中国市场就玩不下去了 。”
王印祥决定，做First in Class，并且是Global first in class 。
然而，当公司具备一定规模后，战略调整阻力重重 。“转型要考虑各种因素，需要一套全新的机制 。比如，做全球创需要新的团队和新的机制 。打破旧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在经营层面非常困难的事情 。”王印祥说 。
2015年，王印祥启动“二次创业”，成立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 。与首次创业几百万元捉襟见肘的起步资金相比，二次创业之初，就获得了礼来亚洲基金、启明创投、晟德、高瓴资本等明星资本的加盟 。
这一次，王印祥也坚定了做原创药的决心 。
挑战难成药靶点
“格列卫”的问世，是王印祥那一代创新药人，屡屡提及的改写了肿瘤药历史的转折点 。
在此之前，长达60年的时间里，肿瘤治疗处于化疗药阶段，针对肿瘤细胞发展迅速这一特点，“宁可错杀、也不放过”地将人体内生长速度过快的细胞全部杀死 。于是，往往伴随着患者要承受脱发、呕吐、造血抑制等强烈且痛苦的副作用 。
直到2001年，首个靶向抗癌药物“格列卫”诞生 。此后20年间，肿瘤治疗领域取得了远超前60年的突飞猛进，诞生了数以百计的靶向和免疫治疗药物 。
对患者来说，更多的选择自然是一件好事 。但对创新药企来说，则意味着白热化的竞争过后，可成药的靶点已经所剩无几 。
“必须再进一步，挑战过去技术做不到的难成药靶点 。”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出于对技术进步的信心，以及患者需求的考虑，王印祥都无意再趟入同质化的红海 。
SHP2抑制剂（JAB-3068和JAB-3312），是加科思首个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全新First in class产品 。2015年，加科思成立不久，便盯上了这一难成药靶点的潜力，比业内对该靶点的关注整整早了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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