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之后，每隔十年，就约有一两位领军人物在《红楼梦》的研究方面另辟新说 。60年代研究代表之一为史景迁的曹寅研究，代表作为《曹寅与康熙：奴才与主子》 。史景迁指出是《红楼梦》把他引向学术研究之路：“1962年左右，我读了红楼梦的英译本，于是开始留意曹雪芹这个人 。其后我发现曹的祖父曹寅曾经是康熙的臣子，康熙六次南巡，都寄居于曹寅在南京的家 。我因而对曹氏家族大感兴趣，并且想找出《红楼梦》与历史的联系 。”他认为曹家在南京的豪邸，以及这个家族在雍正朝戏剧性的覆没，一定深深触动了曹雪芹，从而构成了《红楼梦》的关键面貌 。史景迁的研究 *** 是“曹贾互证”，而这正是中国国内“曹学”研究的典型 *** 之一 。
60年代研究代表之二是夏志清的《红楼梦》解读，代表作为1963年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和1968年《中国古典小说》中对《红楼梦》的相关论述 。
夏志清采用心理学来揭示《红楼梦》的优长之处，借助心理学的显微镜探触到人物的内心，并以此观照人物本身所负载的崇高与渺小，把人物还原为更自我的个人，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另辟蹊径 。在心理学视角下，夏志清提出解脱论，评议后四十回的艺术价值和拥钗反黛说 。王国维认为宝玉还玉出家，放下了玉（欲望）得到了解脱 。但夏志清认为此非解脱的真谛，“但是宝玉决定放弃的，不仅是他的感性自我，也是他积极的同情和怜悯，这样他才可能从长久以来的困惑和折磨中解脱出来” 。自从胡适新红学指证后四十回为程高作伪，不少学者响应，甚至有把后四十回割下来扔到垃圾堆里的说法 。但夏志清却推崇后四十回的艺术价值，如果只有前八十回，那么宝玉只是在喝酒作诗吃螃蟹，但是他人生的打击幻灭和醒悟其实密集地体现在后四十回，故认为“但是任何阅读这部小说时对著作权没有先入之见的头脑公正的读者，将会发觉没有理由贬损后四十回，因为它们对任何中国其他小说都无法企及的这部作品的悲剧和哲学深度，提供了印象最深刻的证据” 。
当时国内的观点一般多认为黛玉是叛逆的新人，而宝钗是狡猾、虚伪、在封建制度下获得成功的阴谋者，但夏志清推崇宝钗，“由于她的早熟和家庭的复杂生活，她必须具备圣徒的耐心和谦卑塑造自己成为社会接受的美德的类型” 。并且认为黛玉不会为人处世，最终只能怪自己毁坏了自己的健康和疏远了长辈们最初的爱 。黛玉不配得到宝玉的爱情，因为黛玉以自我为中心而且神经质，即使他们结婚也不会幸福，“假如宝玉仍然爱她，那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怜悯——就像《 *** 》中的梅思金公爵对娜斯塔霞那样 。”
由于夏志清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以及淹通中西的学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对后来学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
【花团锦簇的优秀教案 花团锦簇教学设计意图】70年代研究代表为浦安迪的原型与寓意说 。在1976年的《红楼梦的原型和寓意》中，浦安迪认为“阴阳”“五行”是中国文化中根本的宇宙学说和“原型格式”，并自铸术语，将“阴阳”命名为“二元补衬”，代表两个对立因素互相济补、互相交叠、彼此替代、反复无穷的关系；将“五行”命名为“多项周旋”，代表多种相关因素相生相胜、循环不已的关系，这种“中国逻辑 *** ”为中国寓言文学提供了一个复杂的、独特的叙事结构模式 。
浦安迪认为大观园既寓含万物富足之意，同时也暗示人生的无常 。钗黛之间，社会责任和个人修身之间，以及爱情与死亡之间那种几近辩证对立的东西，宛如两个互补共济的投梭，在单一的人生观基础上往复不停地摆动，正唯如此，大观园才有寓意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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