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去中心化”的公益性价值

医药经济报4月26日
【医疗服务“去中心化”的公益性价值】分级医疗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抓手,医联体是落实分级医疗的组织结构。为了让医联体能够确实实现分级医疗的功能,行业管理部门一直在精心编制出台相关政策。近来,三甲医院取消普通门诊已渐成趋势,很多地方行业管理部门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定,减少、压缩直至最终取消三甲医院的普通门诊。很多地区核心三甲医院已经开始主动取消普通门诊。

普通门诊收入在三级医院的整体收入中占比应在30%左右,在很多核心三甲医院还需依靠政府财政补助才能收支平衡的当下,取消普通门诊这一看似简单举动,其背后的意义及影响不容小视。
一、医疗服务“中心化”已无法实现公益性目标
医疗服务的公益性,追求的是医疗服务在人群中的全覆盖,亦即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最大化,在医疗服务价格不被扭曲的情况下,那些低收入甚至无收入人群,通过相应的政策机制安排,可以获得对应的医疗服务。
现代经济随着各类技术的不断升级与创新,越来越趋向中心化,所谓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
过往,从中心化的效果来言,对私益的实现是有效的:规模化生产实现了集中采购、大规模生产,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因规模体量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不仅有议价能力,实现垄断进行高溢价也很正常。
对产品生产来言,在人们通常的认知中,由于大规模生产,其成本将因“学习曲线”而快速下降,产品的价格也因此下降,最终会便宜低收入人群。
但,这是产品贫乏时代的经济逻辑。随着丰裕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竞争的愈加激烈,产品厂家已经开始慢慢放弃所谓的“成本领先”战略,开始发力应对顾客的差异化需求。现在所谓的“大规模定制”,看似提高了对顾客需求的反映能力,无形中却将很多收入水平不高,不足以弥补生产成本的消费者拒之门外了。这就是现代营销中普遍提倡的“找到有价值的顾客”。
而对服务来说,虽然类似于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但因其自身存在着服务能力的边界,实际上是有“效率容量”限制的。以现在最为人所知的“专家号”为例,为什么“专家号”的价格愈来愈高?就是因为集聚效应,集聚的人数远远地超越了专家所能支撑的服务容量,只能靠价格的上涨实现对“顾客需求弹性”的筛选,那些需求刚性的会最终在这样类似拍卖的市场叫价中剩余下来,获得专家的服务。这种集聚效应,显然,同产品的大规模定制一样,对低收入或无收入人群说了声“不”。
当然,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与服务的集聚,还是有不同。如果通过政策机制安排,生产企业会愿意通过大规模生产提供低价格的产品。而服务却因为其主要是依靠人来完成而存在着无法克服的“效率容量困境”,尤其是医疗服务,更是因为其对技术、经验的要求而无法采用“人海战术”。因此,随着就医人数的不断集聚一旦超越“效率容量”,医务人员的服务价格公平就会被破坏殆尽,医疗服务价格被扭曲,供需双方无一方会满意,更遑论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了。
二,“去中心化”可以最大化地实现医疗服务的公益性
可以说,分级医疗本身就是“去中心化”的举措。让原本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三甲核心医院取消普通门诊,并让基层医疗机构接收普通病、常见病等病人的诊治,就是“去中心化”。
医疗服务的“去中心化”之所以能够更好地实现公益性,就在于它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有效性,降低了政策机制为特殊人群提供医疗服务的成本,扩大了医疗服务覆盖范围,提高了“可及性”。医疗服务资源,是有层次区分的,类似一个金字塔构型,越往上,数量越少,资源越优质,比如著名专家、高精尖诊疗设备、专利新药等等。其基础是大量的普通医务人员。而与此对应的就医患者,按其需求弹性,也存在着类似的结构。若按“中心化”,大家都去争夺优质资源,其实是种浪费。不仅于此,还会因“虹吸效应”迫使基层医疗机构萎缩,进一步强化医疗服务的“中心化”,形成恶性循环。而通过医疗服务的“去中心化”,将普通病、常见病以及普通门诊的患者安排在基层医疗机构,不仅不会造成优质资源与基础资源的价格扭曲,供需更加平衡,还会减少其他的诸如交通、住宿等经济成本,以及焦虑、慌张等心理成本,大大提升了医疗服务的社会效率,也使得通过政策机制安排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的成本大大降低。
当然,医疗服务的“去中心化”,不意味着服务质量的降低。基层医疗机构在普通病、常见病以及普通门诊的服务能力上,应该与核心医院不相上下。要实现此目的,相关医疗服务标准化是解决方法,并因此可以提供更加广泛的人员培训,增加合格医务人员的供给,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实现医疗服务的“广覆盖”,提高可及性。
最后,医疗服务的“去中心化”不是“无中心化”,核心医院聚焦疑难杂症,正好与优质资源的本质属性相吻合,既发挥了其专业能力强的优势,更加聚焦,确保疑难杂症的施治,又减轻了负担,这本身也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体现,降低了通过政策机制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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