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是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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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這是一本很久前聽阿蕾說起過就一直想讀的書。15年7月20日買的書，一口氣讀完。在此之前，我剛剛看完了Pirsig的《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原本是兩本毫不相關的書，後者卻以更平實、充滿童趣的語言讓我更好的理解了前者的一些觀念（見下文用下劃線標註處）。一邊讀一邊感動，感動于那一代人的情結、氣節，感動于那一代知識分子對於自由、民主、科學的追求對於幸福的希冀和信仰。
關於幸福
印象尤其深刻的何兆武先生與好友王浩的一次關於“幸福”的討論：
他幾次談到，幸福不應該是Pleasure，而應該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質的享受，而幸福歸根到底還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識上的一種狀態。我說，幸福應該是blessedness（賜福）……幸福是聖潔的，是日高日遠的覺悟，是不斷地拷問與揚棄，是一種“dunchleiden, freude（通過苦惱的歡欣）”，而不是簡單的信仰。
何先生認為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又什麼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幸福最重要的就在於對未來的美好希望。”
那一代知識分子讓人動容的正是這樣一種天下興亡為己任，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責任感和愛國情懷。而我們現今，迷失在物質生活的泥潭之中，畢生追尋的也不過是小我的利益。這種對於未來的希望，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又或者沒所謂好壞？我所擔心的是，因為過於相信好的永遠在未來，而忽視了最為重要的當下。或許，對於積衰積弱的時代，對於生活貧苦望不到盡頭的人而言，這種希望是一劑良藥，讓人有活下去的理由，熬過最艱難的歲月。
【上學記】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以向西方“現代性”看齊的方式，反過來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學的訴求，追尋民族和國家自立和富強的願景，在“世界主義”的外衣下凸顯著一種曾經被稱作是“民族主義”的感情。即以世界主義的面目成就民族主義，以民族主義目標接受世界主義。
張奚若先生對解放後的共產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未來”的評價可謂是字字入扣、針針見血。否定過去：“一個人、一個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視自己的缺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氣，才能真正進步，否則陡然助長虛驕之氣，是沒有好處的。”想到新文化運動，當時的知識分子極力與過去與的傳統撇清關係，以更好的迎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學。無可否認，這有當時的時代所需。魯迅先生奉行“拿來主義”以對西方的文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卻未能很好的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某種程度上來說，導致了普通大陸人在此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疏離。未經歷這些的香港、台灣反而成為倖存者。
中國現在強調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卻認為像何先生所說的“人類總有一些價值是永恆的、普世的，不能以強調自己的特色來抹殺普遍的價值。中國有沒有特色？有特色，但是這特色你不必強調”。（跑一下題，這句話讓我想到《道德經》里的“美之為美，斯惡矣。善之為善，斯不善矣。”，也讓我想到Pirsig之所謂“良質”，他說“如果你強調某一樣東西具有良質，那麼良質恒可能就消失不見了——良質不是刻意強調的，而是你從眼角瞄到的事物。”）
關於教養
修養、氣度、風度——不是我們所謂的“逼格”。如果說文明就是人越來越懂得遵照一種規則生活，因為這種規則，人對自我和慾望有所節制，對他人和社會有所尊重。那麼修養，是超越此上的精神和樂趣，使他不落俗套的氣質。何先生說“一個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邏輯的、理智的，不僅僅是科學的，還有另外一個天地，同樣給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滿足。”（即Pirsig所謂“如果你想要有高水準的表現，就必須具備鑒賞力以及達到目標的方法，也就是同時具有對良質的古典和浪漫的認知”。）
何先生對學人評價的兩種標準，值得參考“一是學術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貢獻，另外一個標準就是他對時代的影響。”
關於認知
我們學生階段所接受的教育是——歷史唯物主義才是唯一正確的。這種意識形態、人生觀世界觀的教育就我所看是霸道的。排除了其他選擇，告訴你，你只能這麼想，因為這樣是對的，而其他的就是錯誤的。連科學都不是鐵板釘釘的，我們所追尋的也只是向真理的無限接近，價值觀、世界觀等等這種主觀性如此之強的東西，又怎麼能只一不二呢？我想，一直說，中國的學生缺乏創造力，應試教育的弊端也與我們從小到大所受到的這種洗腦有密切的關係。
“方便地假設論”，即我們所有的科學觀念都只是方便地假設，比如兩點之間直線最短，這是個“方便地建設”，因為它沒有證明，是個公理，你用這個最方便你就這麼假設。（《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中，“我”提到，彭加列也是如此揭示科學概念的傳統本質——通常被採納者只是更方便的。）所以，雖然我們說科學具有客觀的標準，可是這個客觀的標準離不開主觀，總是我們思想里所肯定的標準，而不是現成給定的什麼東西。就像你帶上有色眼鏡看什麼東西都帶有那種色彩。
以上，擴大來說，世界上沒有什麼金科玉律，沒有什麼是永恆的標準，人類進步需要不斷地轉換坐標，假如我們只有一種思想模式的話，人類的思想和科學就不會產生長足的進步。
幼稚也有幼稚的好處，把什麼都絕對化、純粹話總是很危險的。
我非常讚同何先生對所謂“好的體制”的看法——“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因為“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回顧人類歷史上文明鼎盛時期的狀況，無一不是如此，春秋戰國、唐宋、古希臘時期……人的自由，學術的自由，精神的自由。
中國的文化傳統是道德本位、倫理掛帥的人生觀，政治是倫理道德的核心，倫理道德是政治的擴大，所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就是從善惡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評判人，是非常簡單的二分法。
說來奇怪，儒家如此講究中庸，其實孔子也說“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按今意理解），人們根深蒂固的觀念里仍有孩童般的善惡兩分的觀念。雖然對於那句話，我早就有所體會，但還是在讀完托妮·莫里森的小說后，才有了更深的理解，何先生的話導出了我的這種心聲：每個人都有值得同情的一面，甚至一切人都是可愛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當我們對一切人和事都以寬厚同情的眼光來看待，整個世界便以另一種面貌出現在我們面前，一個溫情脈脈、處處值得我們憐憫和同情的世界。真實的人生是多元的，遠非我們想象的那樣臉譜化。
關於歷史
“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歷史的兩個特點：一，所有的歷史都是由勝利者而不是失敗者寫的；二，歷史都是高壓的上層階級而不是真正下層群眾所寫的。基於這兩個特點，有助於我們更貼切的去讀“歷史”背後的真歷史。
亞里士多德曾說，詩人可能比歷史學家更真實，因為他們能夠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處。古人雲“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關於學習&讀書
何先生說想要做出成績要有天賦、環境和個人的努力。而我們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總有一種“落後的農民意識”，老是想著拼命，強調“吃大苦，耐大勞”。
王浩先生有一次談到哲學家需要具備的三個條件：一是intellectualskepticism(智識上的懷疑主義)，否則無以成起深；二是spiritual affirmation（精神上的肯定），否則無以成其高；三是要有一句信條，各人不同，但足以反映自己的特色和風格。
圖書館是為傳播知識設立的，著眼點不應當是建多少高樓，收藏多少圖書，而應當是怎麼才能讓這些書流通，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這一點其實與Pirsig關於大學的看法如出一轍。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形式大於實質。）
“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讀書最大的樂趣在於自己精神上的滿足，這比什麼都重要，而不在於是不是得到一種世俗的榮譽。”這一句話完爆所謂的讀書無用論。為什麼一定要“有什麼用”呢？為什麼一定要“有什麼意義”呢？人生本來就是荒謬的。如果硬要扯上最終目的，人一生下來最終的目的就是死亡。我們現今很大的一個問題不就是太功利了么？急著趕路，急著向前，急著為了什麼。我自己對於人生意義的界定與Pirsig一致，即攀爬人生的高山，然而這種攀爬我以為對應於孔子的為己之學（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不在於裝飾自己給別人看，而在於修養自己，在於爬山過程中的熱忱、榮光（throughglory）而達到內心的寧靜（peace ofmind）。
《王子復仇記》中哈姆雷特的好友霍拉旭說：這個廣大的世界有許多東西不是你那可憐的哲學所能想象得到的。人類世世代代，想要探尋和了解這個世界，卻從來沒有真正做到。上面的這句話也適用於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然而這個世界正因為你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要是你知道一切、把一切都看透了，人的一生無所追求，那就太沒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