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图片
妻离开我去日本打工已经四个多月了,妻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很艰苦。社长（工厂老板）是一个喜欢骂人脾气粗暴的日本“鬼子”，对她们的工作要求非常严厉苛刻。这样的环境妻还不能适应，心理压力很大。日本是一个高消费的发达国家，我不知道妻的描述是否准确，日本大部分的商品比国内高出十几倍。她舍不得买太多太贵的食品，平时吃的也很节省。给我的电话里说瘦了，看起来比以前更漂亮了，可我的心里总不是滋味，怎么也无法为她的漂亮而高兴。为了我们将来的幸福，她宁愿挑起家庭的重担，宁愿吃更多的苦，受更大的累。我时常自疚，作为丈夫却不能给妻子幸福的生活，我千元的工资买不起房子的一角。妻坚强的踏出家门，我无力挽留住她的脚步。电话里，我心疼的对妻说：“你的身体最重要，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不要舍不得钱，身体不好苦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妻假装生气的对我说：“那么贵的东西你也舍不得买，受苦受累赚这些钱容易吗？你还是寄点给我吧，要比在这边买省许多。”
我买了许多妻爱吃的食品，一并寄去的还有一些干货、十本《读者》、几件走时没能带去的衣服和几双鞋，另外一些杂乱的小用品。
当我大包小包的拎到邮局，看到那么小的邮寄箱，我傻了眼，三分之一的东西都塞不进去。我问还有大点的箱子吗？听到的回答让我气恼：“这就是最大的了，你就拣些重要的寄吧。”看着都是妻需要的物品，我陷入无奈和苦恼之中，急出一身臭汗。邮寄员提醒我可以分两次寄，可邮费要多花二百多元钱。再看看都是重要的东西，我只有同意她们的建议。塞满两个纸箱，还有十几斤的东西再也无法塞进，也只好等下次再寄了。
拎着没有寄出的物品走出邮局时已经十点多了。八月里的太阳正是发挥热量的最佳时节，晒的柏油马路开始软弱，热浪在行人和车辆之间穿梭。
拎着不算太重的物品，可一步都不想多走了。步行街是没有的士可乘的，只有几辆人力三轮车在稀朗的人群间缓慢的滚动着三只轮子。我招手拦下了一辆，车夫问我到哪？我问到北门车站多少钱？他要三元钱，我问两元送否？这是我多年养成侃价的习惯，要价再少我也会侃掉一点，我很欣赏自己的这种本领。
他憨憨的说：“那不行，这么大热天我们也不容易，你就多加一块吧，打的起步价还四块钱呢，我也没向你多要。”
我开始无奈起来：“人家车上有空调，迅速快，坐着又舒服，你这四面敞亮的三轮车，天这么热，坐你的车更热。就这么几步路，因为天太热了，手里拿着十几斤的东西不想走，要是平时，打死我也不会坐你们的车，你要不送那就算了。”
哈哈，看他老实巴交的样子也不是我小奸巨猾的对手，我的心里已经慢慢地升起胜利者的自豪感。
果真他无奈的败下阵来：“算了，那就送你一下吧。”
步行街就像是一个大蒸笼，地下好似有熊熊的烈火燃烧着路面，热气烫红路人的脸。法国梧桐叶恼怒的把阳光摔碎在马路上，慌乱的碎片闪烁着受伤的光芒。天空蓝的让人心慌，连风都恐惧的藏了起来，不敢出来挥一挥它宽大的衣袖，显一显它的狂妄。
我坐上车，车夫便调转车头骑了上去。他欠起车座上的身体，左脚使劲的蹬着脚踏板，三轮车开始慢慢地向前爬行起来。既然没有风就应该把车篷拉起遮阳，我没有让他停下把车篷拉好。我拉起车篷，把绳子拴在车座的后扛上。没有烈日晒感觉要好一点，车夫仍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时我才注意起车夫来。消瘦的脸被太阳洗礼的黝黑发亮，岁月的痕迹在他额头上刻进几道深深的皱纹，有几缕霜染的银发掺杂在乱发里，应该是好几天没有梳洗过头发了。上身穿着一件泛白的蓝布衬衫，右掖下撕开长长的口子，后背已经浸透了汗水，衣领上几条没有规则的汗斑好似水墨山水的轮廓线。下身一条过膝的大短裤，脚上穿着一双开了嘴的解放鞋。看他衣衫褴褛样子，我后悔刚才的侃价。
我开始套近乎的和他攀谈起来，“每天的生意应该不错吧？你们不要花汽油钱，不用交税，拉多少客人就净赚多少钱。”说完才就知道，自己不应该说如此的“好听话”。
他头也不回的答道：“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就好了，那我每天都去吃山珍海味。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我们每年要向政府交800块钱的税，市里许多地方还不让我们三轮车去，每天也拉不到几个人。以前的士起步价才三块钱，今年五月份刚调四块，客人多数都打的了，价格不高，坐着舒服，迅速又快，我们虽然累的要死，最远的也不过要三块钱，要多了客人就不坐了。这么热的天更没有几个人愿我们这坐了，大家怕热都在自己家里呆着，很少有人出来办事购物，有的也是打的，因为的士有空调，凉快。”
我默许的点了点头，我忘了他只顾着骑车是看不到我无声的赞同。
车到了一个上坡爬了几步停了下来，再也蹬不动了。车夫下了车，左手握紧车把，右手扣紧车座，身体前倾使劲的推着车，脸上的汗水不停的往下滴，泛白的蓝布衬衫湿湿的贴在他瘦削的身上。
我不好意思再坐在车上，我对他说：“你停一下，让我下来，到坡顶我再坐。”
他仍然向前推着车，每一步都很吃力：“你就坐着吧，怎么能让你下来走呢？你付钱我就应该为你服务到底。”
车不停，我只好不安的坐在车上看着他前行的背影。他喘着粗气更让我不安，几次我要下来他都没有停下，不到五十米的路坡，爬了七八分钟才终于到坡顶。
他歇了一会又上了车，下坡也就不用踩了，他也开始打开了话匣：“我今年58岁了，在市轧钢厂当了三十来年的工人。前几年，工厂效益不好就开始裁员，厂领导那帮王八蛋看我年纪大不中用了，就让我下了岗，要不，再干几年就可以退休了。没工作了也不能在家呆着，我还有八十五岁的老母亲，妻子是农村的，身子骨又不好，在家种一亩半的地，我还有个儿子在部队当兵，刚谈了个对象，女方要他买套房子。哎，哪有那么多的钱呀。我三年前就蹬三轮了，风里来雨里去，一年下来也只能苦六七千块钱，平时还要开销，剩下的也不过三四千块钱。儿子说贷款买房，可那也得还呀，利息就要多还一两万块钱。”
我安慰道：“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就不要为他多操心了，他自己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事情。”
他叹息道：“哎，做父母的哪能撒手不管呀，能苦能动就多做一点，这样儿子也为减轻一些负担。”
我默然了，不知道怎样宽慰他。微驼的脊背，在我眼前渐渐高大起来。
【车夫】太阳又加大了它的狂热，肆意的炽烤着柏油路面，热浪阵阵上涌，我感觉呼吸有些困难。出了步行 街，马路两边没有法国梧桐的遮蔽，太阳火辣辣的灼着他的脊梁，湿透的衬衫上结出白白晶莹，被晶莹折射的阳光偶尔闪一下我的眼睛。
穿过一条亮着绿灯的马路，向前又行了几十米到了北门的车站。我慌忙下车，掏出三枚一元的硬币塞到他的手里说：“这么远的路，我应该给你三块钱的。”
我转头要走，他迅速抓住了我：“你这是干什么？讲好了两块钱，那我就不该收你三块钱，以后坐我的车再给三块吧。”
他把一枚硬币揣到我上衣口袋里的时候，我感觉到车站似乎有许多双眼睛炯炯的看着我们。我不好意思再与他纠缠，匆匆地上了中巴车，我担心等车的人以为我和他熟识。
我没有回头看车夫远去的车影，那一刻，我的心开始隐隐作痛，我想起了家乡的父亲，我也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当着兵。
2005.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