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简》共有2428枚，始于公元1906~1979年这73年中于敦煌周边汉代城障烽隧遗址中发掘出土 。这批汉简应属西汉时期戍边队伍的简牍，根据《敦煌汉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出版 ，1991年6月第一版）图版和释文中的医药简牍记载的病症、疾病、方药所反映出较为完备的理法方药体系，进行了研读，讨论如下 。  简牍赏析   五凤三年十二月庚戌病匈（胸）满（闷）头□（痛）□□□ 简1026 P258（1026为简号，P258为页数，下同）   □□戍卒杜充病头痛四节（肢）不兴（举）不能 简1577 P280   上简胸闷头痛病发于十二月之冬季，从症状和季节看外感风寒确定无疑；下简头痛四肢无力虽未记载发病时节却为外感风寒的典型症状 。二简对最为痛苦的主要症状记录下来，作为“病书”报告上级侯官、都尉府，这是必须执行的制度；作为“爰书”所具有的法律性文件存档待用；作为“病历”使上级侯官、都尉府能及时了解下级部塞亭燧吏卒的健康及患病情况，同时为医吏、医员治疗提供依据 。从简牍中看到了西汉时期已经基本具备了“病历”书写要素即时间、姓名、病症等 。  治伤寒□□ 简2008 P298   治久欬（咳）逆匈（胸）痹痿痹（躄）止泄心腹久积伤寒方人参茈宛（紫苑）菖蒲细辛姜桂蜀椒各一分乌喙十分皆合和以 简2012 P298   上简只有“治伤寒”三字，下简有“伤寒方”，二者体现的意义极大，“伤寒”这一病名的提出是对风寒邪气引起的疾病加以抽象、概括形成概念定义为“伤寒”二字，这意味着西汉时期乃至西汉以前就对风寒邪气引起的疾病已总结上升到理论层面，即对“伤寒”已有了本质性地认识；表明了“伤寒”类疾病在西汉时期是一种多发常见流行性疾病，西北敦煌风大天寒，昼夜温差极大，更能体现“伤寒”的肆虐频发 。“治伤寒”虽然只有三字，但从简牍行文习惯可知，应为“治伤寒方”或为“治伤寒某某方”当属确定无疑，后面的文字当然是治疗伤寒的药物，遗憾的是简文在此残断，无法知其全部 。有幸的是“伤寒方”完整地保存了方药组成及炮制方法等 。  迄今为止《敦煌汉简》记载的“伤寒方”是已知出土汉简中治疗“伤寒”的最早最完整的方剂 。从所载病症看“久咳逆”为症状；“匈（胸）痹、痿痹（躄）”为病名 。“匈（胸）痹”实为《黄帝内经·素问·痹论篇》所谓：“肺痹者，烦满喘而呕 。”痿痹（躄）则为《黄帝内经·素问·痿论篇》所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着则生痿躄也 。”再从遣方用药来看，多为辛温散寒、发汗解表、止咳平喘、降逆止泄之品，针对感受风寒导致“久咳逆、匈（胸）痹、痿痹（躄）、心腹久积”或有腹泻所设 。值得探讨的是“心腹久积”，它非为食积心腹，实为“心下有水气”之症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所述：“伤寒，心下有水气者咳而微喘小青龙汤主之 。”从二者所用药物细辛、生姜、干姜、蜀椒等基本相同且均具温中化饮之功效的药物，亦可印证“心腹久积”即为“心下有水气”之证，同时说明了“心腹久积”并非食积心腹，而人参一药的运用体现了扶正祛邪的理念 。“伤寒方”的出现证明了敦煌戍边队伍不但掌握了运用辛热药物解治既有表证又有里证之“伤寒”，同时验证了《黄帝内经》所述“肺痹、痿躄”等病名在西北敦煌戍边队伍中以及在西汉时期已有普及并对这些病名的内涵有所认识 。  会闻病泄数日不愈以 简662 P244   □不见忽三四姑公六七妹口语众多令肠溃□□ 简2007 P297   上简“病泄数日不愈”是说患了腹泻数日不愈，遗憾的是“以”字后简文缺失，但从简牍行文常例推知后文应是治疗“病泄”的方药及疗法 。下简“肠溃”一名，《黄帝内经·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谓：“脾脉涩为肠溃，涩甚为肠颓，微涩为内溃，多下脓血 。”《太素》注：“脉涩，气少血多而寒，故冷气冲下，广肠脱出，名曰肠溃 。”以上文字论述了“肠溃”一病，病轻者“（脾脉）微涩为内溃,多下脓血”；病重者“（脾脉）涩甚为肠颓”即直肠脱出造成的“脱肛” 。简牍中有趣的是将“肠溃”俗化地运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中，众亲戚的闲言碎语也能使人罹患“肠溃”病症 。当然是基于“肠溃”频发，更重要的是对“肠溃”病症的临床症状及发病机制的常识性、普及性认识 。  股寒曾载车马惊隋（堕）血在凶（胸）中恩典惠君方服之廿日 征（癥）下 卅日腹中毋积匈（胸）中不复手足不满通利臣安国 简2013 P298   简文内容为马惊人坠于地引致血瘀胸中，服用“恩典惠君方”二十天，胸中瘀血消减并下移，三十日胸中、腹中无瘀血，手足活动自如 。“恩典惠君方”无药物组成，可见这是一种已配好的剂型或散或丸或饮片，以求服用快捷方便早获疗效 。方剂的功效应为活血化瘀且用于各类跌打损伤性疾病 。只有朝廷钦命配制的方剂才能称为“恩典”,这同时体现朝廷对戍边吏卒伤病的重视 。  □□分摄水取桔梗龟板芍药各二分海湈（藻）黄芩□ 简1177 P264   简文“湈”字，仔细查看对比图版“湈”为“藻”字，即“海湈”为“海藻” 。《神农本草经》言海藻，味苦，寒，主瘿瘤气，破散结气，腹中上下鸣；黄芩，味苦，性寒，主诸热，肠澼泄痢 。桔梗，味辛微温，主胸胁痛如刀刺，腹满，肠鸣幽幽，惊恐悸气 。龟板，味甘,平，主漏下赤白，破癥瘕 。芍药，味苦平，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 。从现存药物看本方（笔者称为“黄芩方”）具有清内热、除腹满、消腹痛、止泄痢之功效，显而易见是用来治疗泄、肠澼、肠溃之证的方剂 。方中龟板、海藻均不出产于当地，证明了只有朝廷供给才能出现在西北敦煌戍边队伍中 。  治马伤水方姜桂细辛皁（皂）荚付（附）子各三分远志五分桔梗五分唯（鸡）子十五枚□□ 简2000 P297   “治马伤水方”虽为兽医方剂，秦汉时期人兽同药 。隶属于敦煌简牍的悬泉置汉简 “出绿纬书一封，遮要马医王竟奴铁柱付县（悬）泉佐马赏 。”内容为遮要置的“马医”王竟及奴徒铁柱将“绿纬书一封”发出交付给悬泉置的小吏马赏 。这一简意义非常，反映了敦煌戍边队伍设有专职“马医”，“马医”设在最基层的“置”（也可称为邮驿）中 。之所以称为“马医”是因马在战争、传递情报、运输交通、生产劳作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为其他牲畜所不能代替，故以“马医”为总称而涵盖了各种牲畜，显示出对马的重视 。由此看到西北敦煌戍边队伍中存在着兽医、人医两大系统，但所用药物相同 。  □诸绝大黄主靡谷去热亭磨（葶苈） 简2001 P297   须臾当泄下不下复饮药尽大下立亻愈 矣良甚 简1997 P297   二简出土同一地点且内容关联，故应放在一起加以理解 。上简是说“大黄”具有消谷泻下、去热之功效 。下简是对服用方药的反应以及是否继续服用方药的陈述，上简前部缺失，现有文字既无病名又无病症也无病因，但从大黄、葶苈等药物组成的方剂应为“泻下方”（笔者称为“泻下方”），从文中“当泄下”可知应为腹中积滞大便不通之证，必以峻猛泻下之剂方可“立愈” 。下简应是上简内容的延续，即上简为病证与方药，下简为服法 。由于对大黄在泻下当中的纯熟运用，所以才有简中“大下、立愈、良甚”这种自信的说法，正是对“大黄”有“靡谷去热”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认识，才有了以“大黄”为君药组成方剂并娴熟地运用于“下法”当中 。  府元二斤 地榆根□□ 简564 P241   府元：土鳖虫 。“府”为土之讹字，亦为叠韵假借 。“元”为鼋之初文，“鼋”通鳖 。“府元”为土元即土鼋、土鳖虫 。《本经》主心腹寒热洗洗，血积癥瘕，破坚，下血闭 。  分析与总结   病症 对于疾病及症状的记录描述，特别是对外感疾病表现症状的记录描述，均简约准确，并作为“病书”“病历”“爰书”上报，重要的是作为“病历”为治疗提供依据 。尤其是“伤寒”这一病名的提出是对风寒邪气引起的疾病加以抽象、概括形成概念定义为“伤寒”二字，同时表明“伤寒”在敦煌戍边队伍中是一种常见多发流行性疾病 。并创建了“伤寒方”对“伤寒”类疾病加以治疗，说明对“伤寒”的发生、发展、变化、转归规律已经有了初步认识 。特别是对“久咳逆”这一主要症状产生的病因、病机进行抽象并概括为“匈（胸）痹痿痹（躄）”之病名；另外对内伤杂病“病泄”“肠溃”的记载，均说明在敦煌戍边队伍乃至西汉时期对这些疾病所表现的症状已经上升到理论层面，并有了统一性地认识 。  药物 记载药物种类达20余种之多，有植物药如人参、当归、黄芩、大黄、芍药、桔梗、半夏、生姜、桂枝、细辛、蜀椒、附子等；动物药如土鳖虫等；海生植物药如海藻；水生动物药如龟板等 。对药物有确切的功效记录及准确的临床运用，说明西汉时期对中草药的发掘基本完成并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药物体系 。所载药物时至今日作为常用药物还被今人所采用 。  方剂 从“大黄、葶苈”等药物组成具有“靡谷去热”功效的“泻下方”剂（笔者称为泻下方），“桔梗龟板芍药各二分海湈（藻）黄芩”组成的具有清内热、除腹满、消腹痛、止泄痢之功效的“黄芩方”（笔者称为黄芩方），“血在凶（胸）”中的“恩典惠君方”以及药物完整的“伤寒方”来看，西汉时期方剂学已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由各种药物组成并针对相应病症进行治疗的方剂 。这些方剂组方严谨，选药精当，药味不多，并遵守了《内经·六元正纪大论篇》所确立的“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内经·至真要大论篇》“治寒以热，治热以寒”的治疗原则，虽以攻邪为主但兼以扶正如“伤寒方”的人参；“黄芩方”中的龟板等体现了攻补兼施、去邪不伤正的理念 。  治法 特别是以“大黄”为君药组成的“泻下方”运用于腹中积滞，大便不通的治疗当中，并认为服用此方“须臾当泄下，不下，复饮药尽，大下，立愈矣，良甚” 。文中“须臾当泄下”是服用“泻下方”应出现的效果，“不下，复饮药尽，大下，立愈矣”主要体现的是服用“泻下方”的方法 。而“良甚”对是“泻下方”在“下法”当中疗效的确定和自信 。  方式 《敦煌汉简》中方药简的书写方式，一病症、二方药、三剂量、四炮制、五服法 。这一书写方式反映出的是“有是病用是方，有是证用是药”的思维方式，代表了祖国医学当中临床医学向辨证论治发展的原创思维方式 。  《敦煌汉简》的问世，对研究西汉及西汉以前中医药学的发展水平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样对后世出现的医学经典提供了参考价值和索引 。(孙其斌)【《敦煌汉简》简牍赏析 分析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