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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我们认为促使梭罗真正走上回归之路的是他对工业文明的厌恶 。《瓦尔登湖》中不止一次提及他对工业时代中的人因物质而“异化”的痛心和无奈 。“且看 。人们已经成了自己工具的工具 。那位饥饿时自发采摘果子的人成了农夫 。那位站在树下以求荫庇的人成了户主” 。“我们成天心惊胆战 。夜里违心地做着祈祷 。寄望于无可把握的前景” 。“我们彻头彻尾地在被动中生活 。对生活满含敬畏而排斥变化的可能”……在梭罗眼中 。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自然的商品化是紧密相关的 。它将使人们失去理性审慎的美好品质 。对工业文明中人类种种身不由己行为的长期观察激发了梭罗“撤退”的梦想 。1845年 。他退居瓦尔登湖畔 。开始实现这个梦想 。
反观中国的隐士 。他们以“自然为礼” 。认为既然是上天赠予的礼物 。其中就必定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再联想以人的处境 。就有了丰富的组合、多样的寓意 。一些文人便开始穷极一生地去追寻礼物中隐藏的启示 。这样一来 。对礼物本身的重视度自然下降 。这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 。“自然”几乎不被当作一个本体研究而总是与人的精神、心灵捆绑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它与人的生活融合得这样深切以至于到了一种难舍难分的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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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在中国文人眼里与自然关系最密切的陶潜 。其最出名的诗句“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暗藏的就是一种大隐于市的理想 。正是这种理想 。激励着中国文人将自然融于人境 。形成田园生态文化诉求的心理基础 。对于这种心境的概括 。北宋理学家程颢做得较好 。其诗作《秋日偶成》中有“万物静观皆自得”一句 。点明了中国的文人墨客面对自然景致时的普遍心态 。即不论所观何景、景在何处 。最终都是要归于我心的 。
因此 。对中国文人而言 。自然在何处又有什么要紧？我所求的从来就不是自然本身 。它是否拥有原始的风味、又有何人居于其中对我而言影响并不大 。
【梭罗隐居瓦尔登湖,和中国古代众多的文人隐居终南山,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因此 。我觉得两者所有的不同都可以建立在他们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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