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专诸、聂政、要离,中国“四大杀手”为什么都在春秋战国？( 二 ) _经验知识

但看待历史人物。只有基于对应的时代背景。才能得到更为客观、理性的评判。时势造英雄。只有在春秋战国那个空前的时代。才会滋生豫让、聂政这种至情至性的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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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时期。虽然逐渐礼崩乐坏。但周礼的影响力根深蒂固。在社会架构方面。那是一个等级森严、尊卑贵贱无比的时代。就像孔子倡导的那样：“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上下相保、国家治安。”
【荆轲、专诸、聂政、要离,中国“四大杀手”为什么都在春秋战国？】在这种生态下。加上战争不断成为常态。底层人们的生命如同草芥。所谓的价值更是无从谈起。上述刺客大都出身低微。对他们而言。如果得不到上层人物的赏识。几乎永无出头之日。
正是由于这层原因。一旦得到他人的赏识、厚待。这些身怀绝技的底层人们就认为自己必须报答知遇之恩。甚至不惜应舍生取义、从容赴死。在当时。这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操守；“士为知己者死”不仅是他们坚定的人生信条。更是他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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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以性命来践行信义的举动。看似是“有奶便是娘”、甘为他人附庸；实际上却是那个时代的底层人民实现自我价值、张扬自我个性的渠道。
但在后世。刺客这种群体一直存在。却与先秦时期已经截然不同。
一方面。随着大一统模式的完善。社会管理逐渐稳定。人们在思想、法规上都对刺客这种游离于规则之外的群体持负面态度；
另一方面。秦朝的建立。伴随着对传统贵族制的彻底摧毁；而刘邦开创汉朝这一壮举。更是标志着小人物也能成为天下之主。底层人们的出头之路更加多元化。舍身杀人这种模式并非唯一选择。
因此。与春秋战国的著名刺客相比。后世的同行在个人品格、对信义的坚持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相对于“士为知己者死” 。后世刺客更注重个人利益。信奉“识时务者为俊杰” 。临阵变节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我们熟知的刘备就曾经遭遇刺客。但据史书的说法。对方却被他的气质所“感动” 。放弃了自己的任务。说白了这就是没有“职业操守” 。
相比较之下。豫让宁愿毁容寻死也不愿意变节、聂政为了保护亲人情愿残害自己。自然让他们与后世的刺客拉开了差距。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战国之后。再无刺客。
其他观点：
事实上。杀手刺客历朝历代都有。也不乏名扬天下者。比如秦末汉初的张良。清末的吴樾、徐锡麟、汪兆铭。民国的王亚樵、施剑翘、郑苹如。当代的陈启礼。杀手有很多种。有的是为知己、为苍生、为正义而杀。有的是为钱财、为仕途、为权力而杀。有的则是为私仇而杀。由此可见。杀手不只春秋战国才有。知名度比专诸、聂政、要离高的也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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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剑翘
所谓“四大杀手”其实并不是一个严谨的说法。仅仅在哪四个人的问题上就存在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如题所言。为专诸、聂政、要离、荆轲。另一个更普遍的版本则是专诸、聂政、豫让、荆轲。不管是哪四个。他们的确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之所以会被称为“四大杀手”首先因为名刻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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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荆轲传奇》中的荆轲
这一功劳当属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第一次为不被史册所载的刺客立传。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人的事迹。使五人彪炳千秋。其中曹沫只有寥寥数语。而且其表现属于非典型刺客。结局也身名两全。故后世通常不与其他四位相提并论。要离的事迹主要记载于《吴越春秋》。但《吴越春秋》存在演义的嫌疑。所以可信性有所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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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所以会为刺客做传。是因为看重他们秉持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而这也恰恰是他们与后世的大部分刺客的不同之处。这几个人的行刺。不为功名利禄。不为个人恩怨。甚至也不是为了什么天下苍生。而只是为了报赏识知遇之恩。秦以后。门客文化消亡、侠义文化也转为非主流。不可能再产生这样的刺客了。因此“四大杀手”脱颖而出在杀人动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