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瘟疫期间的运尸车和搬尸人
上帝的惩罚？
“对于清教徒来说 ， 1665年的大瘟疫和1666年的伦敦大火灾一定是上帝对英国人罪恶的惩罚 。”克莱顿·罗伯茨在《英国史》中这样写到 。这一系列灾难真的能用上帝的惩罚来概括吗？
一方面 ， 人们对于瘟疫和疾病的认识有限 。应该说 ，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 伦敦并未做好准备 ， 无论是对病源还是传播途径 ， 当时既缺乏清楚的认识 ， 又没有有效的手段 。劳伦斯·斯通在《英国的婚姻、家庭和性》中记载到：在17世纪 ， “医学界对于人们疾病几乎束手无策” ， 对于一般疾病的标准疗法是经过放血、催吐、不断使用泻药和呕吐药来清洁肠胃 ， 以达到驱逐恶灵的作用 。除了腺鼠疫和天花外 ， 没有一种疾病曾被正确诊断 ， 且无正确分类系统 。名医所开的房子与巫医所开的房子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例如 ， 对中风所开的方子是喝下一杯健康人的尿 ， 尿中掺盐 ， 用以催吐；对痛风所开的药方是把活的蚯蚓放到不舒服的部位 ， 直到那儿开始肿胀为止 。波义尔定律发明者波义尔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 他曾对青光眼治疗设计过良方：把干燥、粉状的人粪塞进眼睛 。罗伯特·胡克则用粉状人骨混合其他材料配置药剂 。对于疫病传播途径 ， 当时更是缺乏有效的判别手段 ， 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猫狗是瘟疫病毒传播的媒介 ， 伦敦市长便大开杀戒 ， 4万条狗和20万只猫沦为牺牲品 ， 被悉数捕杀 。在瘟疫后期 ， 不仅是猫狗 ， 就连兔子、鸽子、家禽和猪羊都未能幸免 。事后查明 ， 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是老鼠 ， 如克莱顿·罗伯茨在《英国史》所言 ， 现代棕鼠肃清了中世纪黑鼠 ， 而棕鼠携带的引起瘟疫流行的跳蚤数目无法与黑鼠相比 。而伦敦捕杀的猫 ， 却正是棕鼠天敌 。同时 ， 官方还在街头焚烧各种具有强烈气味的物质 ， 如辣椒、啤酒花和乳香等 ， 并且强烈敦促市民吸食烟草以吞云吐雾 ， 希望凭这些物质抵御细菌在市内散播 。可见 ， 对于瘟疫知识的局限耽误了对疫情的控制 。
另一方面 ， 中世纪的卫生环境是鼠疫的温床 。在17世纪的英国 ， 上到国王贵族 ， 下到黎民百姓 ， 其个人卫生状况均不忍直视 。查理二世在疫病期间逃亡牛津 ， 直到第二年才返回伦敦 ， “离开时在行宫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大便 ， 无论是烟囱、书房、煤屋、地窖” 。同一年 ， 伦敦人塞缪尔·佩皮斯在一户陌生人家投宿 ， 发现侍女忘记给他提供夜壶 ， 这位绅士毫不犹豫地将粪便排泄在火炉里 。不仅是伦敦 ， 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同样如此 。笛福在造访爱丁堡后对其的评价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爱丁堡那样 ， 那么多人挤在这么小的空间内 。”诗人托马斯·格雷说过 ， “在所有的首府中 ， 唯有爱丁堡远看风景如画 ， 近观则臭气熏天 。”直到18世纪 ， 还有人这样形容爱丁堡：“爱丁堡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 甚至可以夸口说有全欧洲最高的房舍 ， 但是 ， 爱丁堡也有其瑕疵 ， 而其中最彰明昭著的便是它太肮脏了 ， 城里到处都是粪便 。在每家于早上7点左右清扫完毕之前 ， 这些粪便散发出一阵阵令人窒息的恶臭 。我相信 ， 在这一点上 ， 爱丁堡绝对属于世所罕匹 。每天晚上10点以后 ， 走在爱丁堡的大街上 ， 若没有装满粪便的便壶砸到你头上 ， 那绝对是你的万幸 。作为一位外地人 ， 每当听到路人们此起彼伏、声振屋瓦（高的房屋一般有六七层高）的高声叫道：请高抬贵手 ， 请高抬贵手——意指等我过去了你再倒 ， 那一定会让人忍俊不禁 。”这些肮脏不堪的环境 ， 显然是疫病最理想的温床 。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 ， 爱丁堡老城内的玛丽·金巷 ， 曾经有数百人因疫病去世 ， 新鬼烦冤旧鬼哭 ， 天阴雨湿声啾啾 。至今仍被视为阴森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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