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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五老：一排左起为顾颉刚、王伯祥；二排左起为叶圣陶、章元善、俞平伯 。
1954年，顾颉刚由上海来到北京，很快和当时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尹达有了矛盾，一直闷闷不乐 。作为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他不敢拍案而起，但他的痛苦却在日记中流露出来 。1952年4月2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作《东向与南向》，久不作文矣，今乃得闲作得一篇，大非易事！”（顾灏《顾颉刚年谱》346页，中国社会科学版）可见当时顾颉刚的心态 。1952年7月，顾颉刚参加了上海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 。对这些运动的真实感受，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热，一也 。*** 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 。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的时间，三也 。”（同上，347页）顾颉刚本是著名学者，但在50年代初期，他就处在这样一种恐惧中 。他虽然尽量表态，尽可能按新时代的要求来批判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难认同的 。他在一封信中说：
“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 。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 。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6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 。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响 。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为 。……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 。”（同上347页）
顾颉刚在50年代的表现，其实只是外在的，在内心里，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可以从他和童书业与杨向奎之间的一件事情看出 。
童书业原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曾在浙江图书馆做校对员，但童书业喜好读书研究 。1934年，他写了一篇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的短文，发表在《浙江图书馆馆刊》上，并寄了一份给顾颉刚，后顾颉刚因省亲到杭州去，便去找他 。第二年又邀请他到禹贡学会给自己当助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做出了很大成绩 。而杨向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帮助顾颉刚查《道藏》，并续完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分文章，曾被顾颉刚收入《古史辨》第7册中 。可以说，顾颉刚对杨向奎和童书业均有知遇之恩 。然而1952年童书业在《文史哲》上发表《古文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发表《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此二文，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同上，346页） 。
但顾颉刚对童书业和杨向奎的做法并未责怪 。1954年王树民对童杨二文表示“窃未敢以之为然” 。对此顾颉刚的看法是：
“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 。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 。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 。”（同上352页）
既然顾颉刚可以这样看待学生对自己的批判，那么同样道理，他对胡适的批判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正是由于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才能理解学生的心理，当时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很少不写文章批判他的，大概也都有同样的心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只有两处提到顾颉刚，都是叙旧时提起，可见对他当年的批判，胡适根本也未放在心上 。
整个50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 。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 。”（同上370页）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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