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时服务系统是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时间的精密测量是一些科学研究的基石 。”张首刚说，“比如，广播电视发播控制需要毫秒级精度，4G通信的基站同步需要微秒级精度，卫星导航需要纳秒级精度 。”
“为国家做一台自己的铯原子喷泉钟”，是张首刚一直以来的梦想……
2005年，张首刚留学归国，从一个人、一颗螺丝钉开始，组建起一支量子频标研究团队 。阮军是张首刚回国后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 。“读博之前我是学物理理论的，很少动手做复杂的实验 。一开始参与这么精密的设备研制，好像所有的仪器都在跟自己作对似的 。”阮军说 。
让科学原理“落地”，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心血 。“比如，微波辐射性强，哪怕器件泄漏比手机信号微弱几万倍的信号，也会影响原子内部能级，导致原子钟的准确度变差 。如何减少微波泄漏，一度成为课题组最头疼的问题 。经过多次研讨和大量实验，我们最终选择了通过铟丝密封6处接口的方案 。但如果其中一处存在问题，我们都需要重新装配 。”阮军说，“仅仅这一环节，就花了我们一年半的时间；而一台钟的制造，要经历成百上千个类似这样的精细环节 。”
问题叠着问题，是授时团队面临的常态 。课题难以突破的时候，阮军会开车到秦岭脚下转一圈，给自己放空一两个小时，然后再重新扎进工作中，“曾经也陷入过自我怀疑，但后来心态好了很多 。问题是无穷无尽的，每一点进步都值得欢喜 。”阮军说 。
“默默无闻，专心致志，老一辈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一定要把接力棒好好接住”
“我们的量子频标研究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在三四十岁，新一代风华正茂，但老一辈的工作态度、精神风范，时刻影响着我们……”张首刚说，在国家授时中心的发展历程中，有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和人物，81岁的前陕西天文台（国家授时中心的前身）台长漆贯荣就是其中之一……
“就算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搬，也要搬出一座天文台 。”漆贯荣向年轻人这样讲述授时台的建设过程 。1966年，国家决定在陕西蒲城建设专用无线电短波授时台，也就是陕西天文台 。一批科学家和大学生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奔赴大西北 。漆贯荣是最早参与短波授时台建设的23名大学生之一 。
“既搞科研，又当工人 。初到蒲城，我们每人一副帆布手套，卸钢筋、拉水泥，不分昼夜地工作：没有吊车，我们就在地上铺上钢管，将几吨重的机器一点点往前挪；冒严寒、斗酷暑，吃的是冷馍，有时连个像样的菜都没有，只有醋和盐……当时，我身高1米78，体重只有120斤，有严重的低血糖 。很多同事都有这毛病，遇到同事出差，我们常请他们带点白糖回来 。”漆贯荣回忆 。
虽然条件艰苦，年轻的科研人员还是很踊跃，“有个同学没被分配到这里，自己买火车票一路赶来，争取留在这里工作 。”漆贯荣说 。
1971年，国家标准时间专用短波授时台正式发播，我国具备了自主可控的、全国土覆盖的、连续可用的陆基无线电授时能力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建设者从全国涌向陕西，为建设更高精度的无线电长波授时台扎下根来……
“一代代科研工作者选择扎根在这里，一干就是一辈子 。爱国奉献，是我们的精神底色 。”国家授时中心党委书记窦忠说 。
34岁的副研究员曹明涛去年来到国家授时中心，现从事量子中继和量子存储研究工作 。曾有几家单位想高薪聘请他，都被他婉拒……“我的研究领域相对前沿，在这里，我所学的本领更能为国家所用 。”曹明涛说 。
国家授时中心的老传统时时浸润着这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 。在家属区，碰到退休的老研究员们，曹明涛总要迎上去攀谈几句：“一位老前辈跟我讲，当时没有自动化的天文观测设备，他就用肉眼边观测边记录，整整持续5个小时，观测结束时腿都有点站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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