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方：从“漫灌”到“滴灌”
1月24日晚6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从北京到达武汉，一下火车就感觉到明显的湿冷 。入住宾馆后，他没开空调，打开窗户，然后出门在小雨中走了一个多小时 。出于职业习惯，他要体验一下当地百姓的气温环境 。同时，他特意查看了武汉的天气，1月份的20多天有16天下雨 。当时，仝小林担任新冠肺炎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
1月25日，到达武汉第二天，仝小林和团队去金银潭医院查看住院患者 。第三天，仝小林去武汉第一医院的发热门诊，门诊人满为患，患者排着长队等候 。有人从早上5点一直等到中午还没看上病 。患者看到仝小林，就拿着片子让他看，拽着他的衣袖不让走 。
这一幕幕场景让仝小林非常心疼 。但面对大量患者，靠医生一个个诊脉开方，是不现实的 。特殊时期，怎样才能让每一个患者都吃上中药，阻断疾病向重症发展呢?仝小林陷入了沉思 。
中医治病，首先要抓住核心病机，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核心病机的确定更为重要，否则药不对症，事倍功半 。通过一线诊疗，仝小林发现患者多有咳嗽发热，食欲不振，乏力、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故而对新冠肺炎有了两个明确的病位定位，一个病位在肺，一个病位在脾 。肺和脾都属“阴藏”，内外双重的寒湿状态破坏了人体内环境的平衡 。从中医的角度，仝小林给新冠肺炎命名为“寒湿疫” 。
核心病机一旦确定，仝小林与当地专家团队联合研究了一个通治方——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 。通治方由槟榔、煨草果、厚朴、苍术、生麻黄、杏仁、羌活等20余味中药组成，大的原则就是宣肺化湿、解毒通络 。
考虑到疾病的演变和病程变化，仝小林在通治方的基础上做了一个“九加减”，就是根据9种不同的症状，对通治方进行加减 。如此大面积发药，“九加减”增加了制成颗粒剂的难度 。仝小林经过深思熟虑后又改成了“四加减”，即根据主症的不同，拟定出分别针对发热、咳喘、纳差、气短乏力等症状的4个加减方，与主方合并使用 。以发热患者为例，如果患者吃了三天通治方后，发症状热改善不够明显，医生可在通治方上加用甲方，整体加重麻黄和石膏用量，还增加柴胡和芦根，以达到退热效果 。
通治方在抗疫中的应用，并没有违背辨证论治、一人一方的传统，而正是辨证论治灵活性的具体体现 。关键是能否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抓住抓准核心病机和传变规律，形成有效的通治方 。有效的通治方是“武昌模式”的核心 。
“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最贴近辨证论治、一人一方的做法，尽可能做到精准用药 。”仝小林说 。“大水漫灌”加“精准滴灌”，同病同治加辨证施治，应对新发传染病，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得以彰显 。
社区：从上转到下沉
武昌区拥有125万常驻人口、144个社区，当时形势非常严峻 。1月中上旬，武昌区发病率排在武汉市第4名，1月下旬则一跃成为全市发病率第1名 。武昌区确诊感染人数在不断增加，密切接触者人数成倍增加，潜在感染人数绝非少数，社区还有大量发烧、疑似患者和轻型确诊患者没有得到有效救治 。如果不加以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面对井喷式的暴发，武昌社区医疗的承载力面临巨大考验，迫切需要释压 。
武昌区水果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之平介绍，中心服务人口8.6万人，只有4名中医师，人均服务居民2万人以上 。其他社区中心配备的中医师一般在9人以下 。再加上患者不信任基层医生，大量居民挤向大医院，造成了医疗挤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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