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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樾(1870—1923年)，又做赵越，字晋侯，曲靖城内土主街人。赵樾在曲靖并非官位最显赫之人，但由于其捐资修建了两座义夫桥（其一为宣威可渡桥），旧居由赵樾之母郞氏家族后人捐资修复，以作文化活动及展览之用而为今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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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杨柳可渡石桥
宣威可渡，自古为滇黔蜀三省往来之孔道，两岸悬岩，一水中开，激流险峰，窄径鸟道，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清之前，人们渡河一直颇为不便，或设船摆渡，或建以石桥或木桥。《正德云南志》卷九《曲靖军民府·关梁》记载：“可渡桥，在沾益州北一百二十里可渡河，长八丈余，阔一丈五尺。”嘉靖《贵州通志》卷之四《桥渡》：乌撒卫“可渡桥，在卫治南九十里。”但这些记载未明所建桥为石桥还是木桥。明末曾建有一木桥，被白文选所焚毁。据明顾山贞《客滇述》记载：清军三路进取云南，其中吴三桂由四川一路进入云贵，（永历）戊戌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十一月，吴三桂据守遵义，永历帝大将白文选等守七星关，十二月四日，吴三桂派兵“忽由天生桥小路抄乌撒军民府，扼七星关大路。文选大惊，弃关，走可渡桥；又焚桥，走沾益州。”另据《李定国纪年》记载：当时可渡桥守桥者为马宝，听到吴三桂派兵夹击七星关，便吓得抽身而逃。康熙庚午（1690年）冬，在云贵总督范承勋等人的筹画下建为石桥，不久毁坏，康熙三十三年，威宁卫总兵唐希顺建为木桥，因朽坏，五十四年总督葛（郭）瑮又建，雍正八年毁于火，九月又重建为木桥，后毁坏。同治年间，盐法道沈寿榕捐资设摆渡船，直到赵樾捐资建可渡石桥，情况才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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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渡石桥碑
但今人关于赵樾为何捐资兴建可渡桥的说法不统一，其缘由，多人写过文章进行阐述，不外乎为代父完愿说和许愿发誓说两种，但这些都是依据传说而来。事实上，1919年6月，在新桥建好后，曲靖知府秦树声特地写了《创建义夫桥记》一文，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
清末，人们过河只能用一小船牵籘索载客过河，光绪癸巳（1893年），曲靖赵勋丞（名凯，号封翁），从昭通镇雄回乡，至可渡北岸，恰遇河水暴涨，只能绕道走了十五天才回到曲靖，于是下决心斥资建桥，为人们谋一长利，于是叫时任陆军中将的儿子赵樾去踏勘。赵樾到了可渡河边，见旧桥址一段河岸“平沙无垠”，难以建桥，踌躇之间，一老人拊其背说：“若要建桥，上河距此处约一里的地方，有一巨石立河中，若作桥墩，可事半功倍也。”赵樾回头一看，不知老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去查看，确实如他所言，有一石立于中流。选定建桥地址，请求当地士绅陈子嘉组织劳力、寻找建材，但因故未能建成。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赵樾父亲病故，留下遗命：“可渡桥不完工，我死不瞑目。” 赵樾虽然军务在身，仍然重下决心，身披蓑衣、攀岩涉岸，组织复工。并安排堂兄焕亭、厚庵负责具体事务，从民国五年（1916年）秋八月至六年（1917年）春三月才得以完工。“桥长三十三丈有零，宽约二丈，花费白金共一万八千元。”新石桥址在原过河处上移六、七百米，河面相对窄狭，两岸为石岩，从记载中可知中间桥墩为一天然柱石，基础非常牢固，并精心挑选石料，建设用功细致，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仍然通行，至今保存完整，可谓杰构。天堑变通途，人们至今称颂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