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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空调通电显示88常见故障有这3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可能是这些地方出问题了(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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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世宗朝太学的设立 ， 虽然人数有限，但却打破了高级官僚贵族子弟对中央官学教育的垄断，在金代教育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 。太学的职员设置，据《金史?百官志二》，包括博士四员(正七品)和助教四员(正八品) 。与国子学相比，多出博士、助教各二员，而未设教授 。
其次是女直国子学的设置 。金初曾在上京等一地方设立过女直字学 。但经熙宗、海陵王两朝，女直字学日趋衰微，从现有史料看已几乎湮没无闻了 。世宗完颜雍不同于他的两位前任，他非常注意保存本民族文化，竭力阻止女真人日渐融化到汉族中间的趋势 。基于这种思想，他采取了大力振兴女直学的指措施 。
《金史?选举志一》女直学7条记载：
“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 。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略至三千人 。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 。十三年(1173)，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 ， 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 。国子学策论生百人 ， 小学生百人 。…凡取国子学生、府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 。”
由此可见，女直国子学基本是仿照国子学制度设立的 。其内部职员设置，史籍缺载，已难考定 。元代蒙古国子学之上设蒙古国子监作为教育管理机关 ， 而金代则只有女直国子学，没有女直国子监，估计女直国子学是隶属国子监管辖的 。《金史·百官志二》记载章宗明昌二年(1191)国子监曾增设監一员，“兼提控女直学”，可为佐证 。有的研究者认为，(金)国子监自大定十三年而后 ， 三学鼎足，各专其业 。其说可能是成立的 。
再其次是女直太学的设立 。《金史》卷8《世宗纪下》:大定二十八年(1188)四月“癸末，命建女直大学” 。据施国都《金史详校》卷1 ， “大学”当作“太学” 。然此事不见于选举志和其它材料 。《金史》卷10《章宗纪二》:明昌四年(1193)四月“辛亥，右丞相(夹谷)清臣率百官及耆艾复请上尊号 ， 学官刘现亦率六学诸生赵楷等七百五十九人诣紫宸门请上尊号 。”五年十月“壬寅，右丞相清臣复请上尊号 ， 国子祭酒刘玑亦率六学诸生上表陈请 。”这里两次出现“六学”一词，颇令人费解 。施国祁认为“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府学，及女直亦有三学 。”其说如成立，则可为女直太学设立的一个旁证 。那么到大定末年，国子监下可能就辖有四学了 。
3、章宗以下(1189～1234)
如上文所述，我们暂且断定到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之时国子监下辖四学，即国子学、太学、女直国子学、女直太学 。章宗以下 ， 国子监的演变又出现了新趋势，即太学独盛而其它三学日浙衰微 。
太学的规模在章宗时有了明显扩大 。《金史》卷9《章宗纪一》:明昌二年(1191)四月“戊戌，增太学博士助教员” 。此事《选举志》、《百官志》均未载，所增员数不详 。太学生人数也由世宗时的一百六十人增加到四百人 。《大金国志》卷20《章宗皇帝中》记载:
“承安四年(1199)二月，诏建太学于京城之南 ， 总为屋七十有五区，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赐书 ， 东序置三代鼎俎豆、敦盘、尊罍，及春秋释合用祭器 。于是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者居之 。公卿以下子孙并入学受业，每季临观、课其优劣 。学徒甚盛，诸生献诗颂及者四百人 。”
这条材料不见于《金史》和现存其它史籍，然必有所本，当非社撰 。特别是最后一句提到诸生四百人，该与《金史?选举志一》所言太学人数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吧 。因此我们也不妨假定《选举志》所载“后定……凡四百人”就是在承安四年 。
相形之下，国子学、女直国子学、女直太学在史料中出现得就越来越少，看样子最后已几乎到名存实亡的境地了 。女直国子学和女直太学为醉心于本民族文化的世宗所建 ， 而章宗以下诸帝对世宗那一套并不热衷，因此它们的衰微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
至于海陵王建立的国子学 ， 大概终金一代一直也没有太兴旺过 。按制度，只有上层贵族官僚的子弟才能入国子学 。事实上这些入仕出官很方便 ， 不一定非要入国子学读书不可 。元好问即云:
“维金朝入仕之路 。在近代为最广，而出于任子者十之四 。”
世宗建立女直国子学、女直太学，国子学吸收上层女真贵族子入学的机会就更少了 。南渡以后，近侍局官权重 ， “多以贵戚、世家、恩幸者居其职”，“皆膏梁子弟” 。实际上，我们甚至很难在史料中找出哪一位金代的上层贵族官僚子弟在国子学读过书 。可见国子学的衰微，也是带有很大必然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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