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一个大城市的“聚集效应”问题
以发展阶段早于中国的日本为例，日本的整体人口增长近几十年来不断下降，并在十年前就出现人口负增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东京都近二十多年来，人口是一直增长的，出现了明显的大城市“人口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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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上也存在明显的聚集性，比如美国的汽车产业集中在底特律，日本汽车产业集中在名古屋，中国的电子工业聚集在广东南部和江苏地区。一个公司在地理上靠近上游和下游环节，可以降低许多成本，比如运输、采购和通信成本，进而形成产业优势。
大城市提供了小地方没有的就业机会，吸引优秀的人才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这也符合人才价值最大化的社会规律。
除此之外，高密度人口的大城市，还会在基础建设和服务领域形成集聚效应。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市场化的服务机构来说，一定是愿意把资源投入到可以服务更多人的方向。这就导致了，不仅仅是创新人才往大城市集中，提供基础服务的蓝领人群也在往大城市集中。
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城市人口过度过快膨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即所谓“大城市病” 。指的是在大城市里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等“症状”。
过去10年，西安的流动人口增长较快，其中成都和西安增长超过100%。这与省会城市拥有较好的医疗、教育资源相关，也表明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乃至其它三四线城市的人口“虹吸”进一步加强。
流动人口增长加快，公共服务就必须得到更及时补充。以西安为例，统计年鉴显示，2017年之后，西安小学在校生人数出现快速增长，从2017年的66.68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78.98万人，与之对应，小学教职工数量也从2017年的38494人增加到2019年的44511人，其中小学专任教师从2017年的34163人增加到2019年的39836人。
尽管如此，西安每位专任教师管理的小学生人数，还是从2017年的19.5人升至2019年的19.8人，意味着西安每位小学生分配到的老师数量下降。
回不去的家乡，该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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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推出城市群，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疏解大城市的过度膨胀，平衡区域发展。只有各区域平衡发展了，人在流动的时候才会相对更加平衡一些。
近两年来，由于疫情的影响，很多企业和个人开始适应远程办公，特别是程序员、设计等可以完全远程工作的职业。对比美国接近40%的工作都已经是远程灵活用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走，但是也渐渐开始有了一点迹象。
希望未来大家都能“随心所欲”的选择工作地点，不管大城市还是家乡甚至一直在路上旅行，都能有比较好的收入，有适合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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