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和扭曲历史如何看待日本扭曲历史，如何看待日本人 _生活百科

如何评价日本不正视历史的行为
(1)战后日本没有彻底清算。日本战败投降和战后改革的过程与德国不同。战后德国的政治决策层和国家机器全部被摧毁，现在德国的国家政权重新建立起来。日本国家机器得以完整保存，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决策层听取了支持日本外交官的建议。他们认为，如果日本国家机器和天皇被摧毁，日本人会抵抗到底，无法制服他们。冷战初期，美苏矛盾加深。美国觉得苏联阵营将来会成为最大的敌人。于是，美国改变主意，想留住日本，把它改造成美国在远东牵制苏联的附庸，成为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前线大本营。(2)日本右翼保守势力重返政坛，统治远东国际军事释放战犯。许多战犯在获释后不久就重返公职和政坛。更何况很多高级战犯。可以说，自民党执政至今，人员主要由这些战争势力组成。这些保守势力上台后，与过去的战争脱节。战后德国的统治势力都是当年受法西斯迫害的人，他们与战争势力一刀两断。(3)二战后，日本教育出了对历史漠不关心，对侵略漠不关心的年轻一代日本右翼势力。他们成为执政党主体后，不断淡化和抹杀侵略历史，以至于大部分日本民众不了解近代史。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不了解历史。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近代史的轻描淡写的台词只有几行，与原本丰富的侵略内容很不相称。(4)战后民众愿意反省历史，抵制右翼和平势力的逐渐衰落。现在日本的气氛完全不同了。谁对亚洲国家强硬，谁就受欢迎。不仅不会有人站出来制止，还会承受一些舆论的压力。一些日本人曾经幻想，只要日本保持强势，时间拖下去，被侵略国家的历史就会被改写。他们相信，历史就像一个小女孩，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可以改写历史。显然，这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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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日本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
【日本参拜靖国神社和扭曲历史如何看待日本扭曲历史，如何看待日本人】日本在历史上犯下滔天罪行，但现实中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及其侵华史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维护世界和平。想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竭力歪曲历史。
为什么日本要扭曲历史呢/
相反，总体来说，日本并没有歪曲历史，而是以实证主义的历史态度为侵略战争辩护。所谓示威就是第一枪，南京杀了多少人，只有20万居民留在城里杀了30万人，等等。说实话，中国有很多漏洞。中日合作研究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就“南京大屠杀”而言，其实日本出版的教科书几乎都不避讳。比如扶桑社说：“日军造成中国军民伤亡最多(南京事件) 。此外，此次事件的遇难人数信息受到质疑，众说纷纭，目前仍在争论中。”清水书院：“特别是在占领南京期间，放下武器的俘虏和士兵，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都被滥杀。据估计，当时的死亡人数，包括战死的士兵，达到了很多。外国强烈谴责南京大屠杀，但当时大多数日本人连这个事实都不知道。日军的这些行为，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反抗和仇恨。”东京书：“战火由华北蔓延至华中，日军于同年年底占领首都南京。在此过程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中国人被杀害。……这一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受到了国际谴责，但日本国民却没有被告知。”大阪书：“1937年12月，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杀害包括俘虏、妇女、儿童在内的大部分市民(南京事件) 。”公布：“同年12月占领中国首都南京。此时日军在混乱中杀害了许多俘虏和居民，受到国际谴责(南京事件) 。”日本文教出版：“日军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大量中国人(南京大屠杀)，受到国际指责，却没有告诉日本国民。”日本时事通讯社：“日军于年底占领中国首都南京，杀害俘虏和市民20万人。暴行和抢掠持续不断，受到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南京事件) 。”帝国理工：“日军还进攻了中国南方，占领了上海，然后是中国的首都南京。在南京，不仅是士兵，还有很多中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外国指责“日军的残暴”(南京大屠杀) 。但是，这件事日本国民是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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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日本存在一种否定侵华历史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第一步，分析日本否认侵华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掩盖天皇的战争责任。如果全体日本人民都承认侵略历史，他们会质疑为什么裕仁没有被追究。这是日本政客试图避免的事情。然后，美军包庇战犯。最典型的例子是安倍晋三的祖父岸信介，他显然是甲级战犯。他不仅被释放还成了首相的副a级，战犯全部无罪释放，战争到底有多有罪？很多人说德国认罪态度好，是因为纳粹势力被彻底消灭了。可想而知，如果纳粹戈培尔没有死，并且在战后当上了德国总理，那么德国人是不可能招供的。最后日本人只承认是美国自己打败了自己，因为在日军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中朝没有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地组织大规模反攻。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一直在日军手里，后来投降了才归还中国。如果是我们自己叫回来，日本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那么我想提醒大家，有一种误解认为日本不是。
不承认侵略历史而是不全部承认就算是安倍这种右翼首相也不可能说我们没侵略任何人。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为什么不承认其侵略历史？(一)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奸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 。他们像顽童一样，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日军的暴行呈现出了一种虐待狂和破坏狂的特征，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采访人员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 。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二)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深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精神层面却依然空洞而单薄。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三)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当日本士兵占领南京时，由这种长幼尊卑的阶层逐渐形成的疯狂，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压抑这么多年的愤怒、憎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在南京轻而易举地爆发成不可收拾的暴力。日军兽性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了憎恶和鄙视，这种感情是从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出来的。在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思潮中，日本人开始把自己当作“准白人”，并产生了对亚洲其他黄种人的歧视。在昔日以种族隔离闻名的南非，日本人被分类为“名誉白人”，虽然日本人是黄色人种，却坐在白人一方，享受着与白人同样的特殊待遇。为此，日本人感到洋洋得意，并忘记了自己是黄种人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许多日本士兵认为，中国人还称不上人类，杀他们就像压扁一只甲虫，或者杀死一只猪一样。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把十个中国俘虏绑在一起，这样捆成很多堆。然后一堆一堆地将中国人推进洞坑，活活烧死。后来，他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说：“猪比中国人的性命还有价值，因为猪还可以吃。”日军兽性化的第三个因素是，在日本士兵之间弥漫着的暴力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在日本军队中，暴力成为一种强烈的文化义务。日本军部发给士兵的作战手册中宣称：“每一颗子弹都要以皇家的方式发射，刺刀的每一刀都要燃烧着国家情操。”既然一般日本人都认为天皇比上帝还要崇高，那么日本军队就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念：战争即使充满暴力，但最终的结果是，暴力不但对自己有利，对受害者也有利。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日本式”的胜利，暴行是必需的工具和手段。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今天的日本人并没有生活在与那场战争不同的精神世界中。战争的确已经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且这期间也发生过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但是，对个人不予尊重，一味适应集团的需要，怀着激烈的竞争心理，只看到人与人之间上下关系的文化，还是同过去一样。崇尚学历、名牌学校，注重所属组织的优劣，执著地追求在公司的地位，并对怀疑这种价值观的人施加无形的压力。此外，学校、工作场所的以强凌弱，使私生活贫乏的会社主义，加班以及应酬等同样腐蚀着日本人的个性。压制个人价值、忽视人文素养，导致日本人进入经济领域就变成经济动物，进入政治领域便门户森严，进入文化领域便沉溺于病态之美。对此，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追问说：将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与侵略时期日军纵容老兵欺压新兵，通过刺杀中国人把士兵培养成战争之鬼，鼓动在军队中出人头地，对被压抑者的痛苦毫无感觉的所谓“日本人的精神”相比较，能够说两者有多大的区别吗？将这种体制与侵略战争时期人们从儿童就开始残酷竞争，在羡慕和屈辱的关口提高人的攻击性，进而组织军事力量的体制相比较，两者不是如出一辙吗？(四)在耻感文化的左右下，日本普通民众迅速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遗忘，日本保守派政客更是信口雌黄地篡改历史。自民党众议员议员奥野诚亮声称：“过去日本不是发动侵略战争，也没有采取过殖民政策。”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了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较诸长期受欧洲支配的非洲的识字率为高。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自民党在“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成立意向书”中宣布：“日本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两百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上。这些殉难者为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对于这些指鹿为马的言论，一位德国知识分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德国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员，讲究实事求是，因此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对外侵略的历史。可是日本人则不同，他们以所谓的‘东洋文明’为由，不想承认错误，这难道不是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和日本对他们各自的战争罪行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纪念碑前，但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有过这样的举动。在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极端主义光头党；在日本，却是首相、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和历史学家。德国总统魏茨泽曾经在一篇演说中指出，战后德国支付了一千亿马克的个人赔款，而日本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批评日本战后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曾明确而充满真诚地想受到侵略的各国人民道歉，他们每次都含糊其词，并一味主张把对本国不利的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然而，日本保守势力不仅不接受魏茨泽的忠告，反而对德国进行攻击和辱骂。日本电器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宣称，德国的认罪和赔偿恰恰说明了德国人的“自我欺骗” 。他认为，战后大多数纳粹分子都是德国人自己揭发和审判的；而日本人除了由盟军进行的东京审判和各国对乙级及丙级战犯的审判之外，并没有自己人揭发自己人的情况，这是日本的骄傲、自信和宝贵的“爱国主义” 。布鲁玛在与日本作家泽地久枝的对话中，叹息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历史责任感。泽地久枝解释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着封锁压制言论的危险。”布鲁玛吃惊地问：“右翼势力有那么强大吗？”泽地久枝用厌恶的口吻回答道：“我还不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受欧洲民主主义教育的布鲁玛高声问道：“那么，直接谴责右翼有危险吗？”泽地久枝回答说：“我想得豁出命来。”泽地久枝的说法并没有夸张之处。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度，在荷兰、英国、丹麦，国民和媒体可以任意批评女王甚至辱骂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圣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攻击。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饰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使得亚洲各国的国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当作“敌人”来看待。战后的德国能够迅速融入欧洲，与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一起致力于建立欧盟，得益于德国彻底地清除了自身的法西斯主义毒素。而战后的日本迟迟无法完成由“战败国”向“普通国家”的转变，根本原因还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别昨天的邪恶、不愿真诚地道歉。难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惊呼道：“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对于日本来说，要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友好相处，首要的问题是正视历史、深切反省。富裕并不意味着自动地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
日本右翼分子扭曲历史,美化侵略行为,谈谈你的看法日本右翼势力的存在，应该与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其庇护，清算不彻底有一定关系。曾为日本侵略服务，乃至战犯级别的人物，逃脱了制裁，甚至回归政坛，占据，掌控了日本政界，政府的一席之地。因为他们过去的身份，理念等等原因吧。所以有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做一些否认，美化战争罪行的行为。而作为中国，乃至一些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对于日本右翼分子的所作所为，他们宣扬粉饰的各种丑态百出得现象，应该是深恶痛绝，嗤之以鼻，保持警惕的。（个人浅见，欢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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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样对得日本的这种歪曲历史公然挑衅别国的形为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对歪曲事实的日本右翼分子表示愤怒!我们应通过国际法准则就此事对日本进行谴责.但,这种歪曲历史公然挑衅别国的行为只是少数日本右翼分子而已,大部分日本民众还是能正视历史的!因此我们不要一下子说日本邪恶,更不要搞什么抵制日货的事,我们要以事实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