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6G竞争风起云涌，中国能否继续引领？( 三 )
但Next G联盟明确要求在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中受出口、再出口和/或转让许可要求约束的组织没有资格参加该联盟，由此一举将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排除在外，形成了其与盟友之间进行6G合作的小圈子 。这也是继美国通信市场将中国企业排除在5G商用机会之外，在6G研究上继续打压中国企业的延续 。
2021年底，Next G联盟高调宣布与韩国5G论坛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两个组织将在讨论制定6G路线图、全球标准化和频谱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其目的就在于为其牵头制定的6G路线图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 。在2021年10月，Next G联盟向国际电信联盟下属的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提交了关于IMT-2030愿景的6G路线图建议，希望由此来影响未来6G全球标准的制定 。
当前，太赫兹已成为6G早期研发的重要实验频段 。美国国家基金会、国家航空航天局等机构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对太赫兹技术研究进行大规模的投入；由30多所美国大学合作组建的“太赫兹与感知融合技术研究中心”也于2020年9月启动了针对无线技术和太赫兹芯片的研究；因此美国在高频无线领域从技术基础、射频硬件和芯片等领域均形成了一定的领先优势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于 2019 年 3 月全球首先宣布开放 95GHz-3000GHz 太赫兹用于6G实验、Next G联盟向ITU-R提交6G路线图建议，其目的就在于将美国在太赫兹技术上的优势转化为其对6G技术全球标准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
但是，由于受到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制裁影响，包括华为、中兴在内的我国高科技企业不仅被Next G联盟排除在外，得不到技术交流的机会，而且在相关技术、芯片等进口方面也受到美国政府的严格限制，严重影响了我国在高频无线技术领域的研发进展，一旦美国借助技术领先优势和盟友效应在6G全球标准制定上占据主导地位，则我国在4/5G时代抢回的通信技术标准话语权就有可能再度失去，转而落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
四、我国6G研究需克服内部阻碍当前，我国已建成5G基站140万个，5G手机终端连接数超过５亿户，在全球市场居于遥遥领先的位置，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由此也造成了国内在6G研究上对于5G经验的路径依赖，阻碍了6G技术的创新与突破 。
我国IMT-2030（6G）推进组在2021年6月最新发布了《6G总体愿景与潜在关键技术白皮书》，然而，这份由权威机构发布的对我国6G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性文件，却仍然将6GHz及其以下频段的新频谱视为6G发展的战略性资源，认为“通过重耕、聚合、共享等手段，进一步提升频谱使用效率，将为6G提供最基本的地面连续覆盖，支持6G实现快速、低成本网络部署”；对于已成为业界对6G的共识并且美国已投入试验的太赫兹、可见光等更高频段，却更强调其“受传播特性限制，将重点满足特定场景的短距离大容量需求”的局限性，轻描淡写地认为“这些高频段也将在感知通信一体化、人体域连接等场景发挥重要作用” 。
从考虑未来建网的角度出发，IMT-2030（6G）推进组重视中低频段的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从引领6G技术研发的角度看却难免有避美国锋芒之嫌 。要满足6G对超高速率、超大容量的频谱需求，高频段技术已是必然，当前业界对于6G技术研究的重点课题也是如何突破高频段设备的覆盖经济性问题；而IMT-2030（6G）推进组的白皮书把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张大规模覆盖的6G网络作为目标，寄望于在未来的6G竞争中继续靠网络规模争胜，这明显是对我国5G成功经验的路径依赖 。
我国的5G建设，首先规划在3.5GHz和2.6GHz的中频段建网以满足高速率和大带宽的场景需求，但在5G应用匮乏，5G设备运行成本高企的情况下，又转而规划2.1GHz和700Mhz的低频段建网以实现低成本5G的更大范围覆盖，因此才得以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完成了140万5G基站的建设，实现了5G建网规模的全球领先和对全球5G产业的市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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