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第三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第三章 第四节 鲁迅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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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也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与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一样都是建立在 “ 为人生 ” 的基点上的。1933 年，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说：“ 说到 ‘ 为什么 ’ 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 ‘ 启蒙主义 ’ ，以为必须是 ‘ 为人生 ’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这既道出了五四时期鲁迅文学创作的基本目的，也道出了五四时期鲁迅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正是这种立足于人生并力图要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文学的主张，使我们看到了鲁迅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与文学研究会同人文学思想的一致性。当然，作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旗手的鲁迅，他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又有他鲜明的个性和不同凡响之处。
五四时期鲁迅谈论文学的 “ 为人生 ” 往往基于三个相互联系的层次：
一个是现实社会的层次；
一个是历史文化的层次；
一个是国民精神的层次。
鲁迅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也就在这三个层次上构成，并由于这三个层次的不同规定性而形成了不同的内容和神采。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第三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第三章 第四节 鲁迅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
一、社会现实的层次
在社会现实的层次上，鲁迅论文学的为人生时，往往从作家的人生态度入手，认为文艺家只有关注社会的生活实际，留心所处现实环境的方方面面，才有可能发现人生的真谛，创作的作品才会有人生的意味。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也才可能进一步地发现时代前进的方向，回答现实的重大问题。
他在《〈十二个〉后记》中曾经指出：“ 能在杂沓的都会里看出诗者，也将在动摇的革命中看见诗。” 在鲁迅看来，文艺家关注现实社会的结果，往往会赋予他的作品以鲜明的时代品格，这个时候无论文艺家采用什么艺术形式，反映什么生活内容，其中不仅能勾画出社会相，而且也能透出时代的气息。
他在评苏联诗人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时曾说：“ 这诗的体式在中国很异样；但我以为很能表现着俄国那时（！）的神情；细看起来，也许会感到那大震撼，大咆哮的气息。” 这样一些直接含纳了时代 “ 神情 ” 的作品，但她们反映了时代，描写了现实生活之后，她们也就自然地具备了为人生的社会价值，而且是直接地为人生的社会价值。
鲁迅自己的许多著名作品也正是如此的。鲁迅在谈自己的一些作品时，则更鲜明地反映了他立足于现实社会直接为人生的文学意图。1919 年，鲁迅在《孔乙己 · 附记》中谈自己创作《孔乙己》的意图时曾经说：“ 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 1922 年又在《呐喊 · 自序》中说，他之所以要创作小说来 “ 呐喊 ” ，其目的就是为了 “ 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由此可见，鲁迅在现实社会层次上强调的文学为人生，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是为广大民众的人生，使广大读者能从文学所揭示的社会现实甚或中了解人生的真相；
另一层是为前驱者的人生，使前驱们能从文学揭示的现实生活的真谛中汲取继续前进的勇气。
这里就自然要涉及带鲁迅 “ 听将令 ” 的主张。以前，人们在研究鲁迅的这一创作思想时，习惯性地认为， “ 听将令 ” 是鲁迅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置于革命的需要之下的一种准则，此种理解很有道理，但却不全面。因为，这种理解只注意了鲁迅接受前驱者将令的一层意思：根据前驱的将令和时代的需要创作文学；而忽视了其中的另一层意思，即，鲁迅在 “ 听将令 ” 的过程中，还抱着通过文学的力量影响前驱们的艺术目的。
鲁迅在《呐喊 · 自序》中所说的 “ 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 ，就是第二层意思的直接证据。事实上，作为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旗手的鲁迅，他之所以能在时代的潮流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风流人物的佼佼者，是与他超人的远见卓识与鲜明深邃的个性分不开的。
五四时期的鲁迅，不仅充分地认识到了文学只有在与 “ 前驱 ” 们同步调中汲取现实社会中最先进的思想意识才能获得生命的动力，塑造自己伟大的品格，成为时代的镜子和喉舌的艺术规律，而且也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学也可影响现实社会思想潮流的发展，成为 “ 引路的先觉 ” 的艺术特征。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就曾明白晓畅地描述过这种 “ 互为因果 ” 的关系，他说：“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 这正是鲁迅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高出于他同时代人的地方，也是鲁迅以人生为本位、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中最闪光的内容之一。
正是这一闪光的内容极为有效地深化了鲁迅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内涵，使我们看到了鲁迅在现实社会层次上谈论文学为人生问题的真知卓见，这个卓见的内容就是：鲁迅揭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一般规律：反映人生，又反作用于人生；不仅反作用于一般大众的人生，亦可反作用于前驱、猛士的人生。
二、历史文化层次
与在现实社会层次上谈文学的为人生相比，鲁迅在历史文化层次上他文学的为人生更有不同凡响的魅力和特别的角度。
五四是一个猛烈地反传统的时代，鲁迅当然是这一时代反传统的猛士和最杰出的代表。尤其在批判传统中国文化方面，鲁迅的贡献不仅超过他的同时代人，也是迄今为止无人能与之匹敌的。作为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大师，当鲁迅立足于历史文化的层次他文学的为人生时，也往往从猛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入手，挖掘出导致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学思想弊端的深层原因，从而昭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应有的品格。
当然，鲁迅这种以历史文化为背景的文学思想批判，其落脚点不仅在于说明人类文学史上一切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应有的品格，更在揭示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必要性。正是这一点，既使鲁迅在历史文化层次上谈文学的为人生与在现实社会层次上谈文学的为人生有了内在的联系，也使鲁迅在历史文化层次上谈文学为人生时，往往以 “ 破 ” 与 “ 立 ” 这一对立的方式展开论理的触角。
1925 年鲁迅发表于《语丝》上的《论睁了眼看》，是鲁迅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杂文之一，也是影响巨大的文艺论文致意。此篇论文，最集中地体现了鲁迅在历史文化层次上谈文学为人生的种种特点。在这篇文章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 —— 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
之所以会如此，在鲁迅看来，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是束缚人，不让人 “ 正视 ” 现实和历史的。“ 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 ‘ 非礼勿视 ’ 的了；而这 ‘ 礼 ’ 又非常之严，不但 ‘ 正视 ’ ，连 ‘ 平视 ’‘ 斜视 ’ 也不许。” 在这种礼教文化的制约下，人的思想也就逐渐地被导入了死途：“ 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 身处此种文化中的中国文人，一方面身受着 “ 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 ” 。
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封建制度与礼教的藩篱的拘囿，于是只得闭起眼睛不看眼前的苦境，而用心造的幻景将人生的缺陷添满，用瞒和骗的方法造出瞒和骗的文艺，自欺欺人，从而也就在人生与艺术之间形成了一种可憎的恶性循环：“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正是在从历史文化的深处挖掘并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最大弊端 —— 瞒和骗以及造成这种弊端的原因后，鲁迅水到渠成地昭示了今天的作家应当看取人生并写出人生的 “ 血 ” 和 “ 肉 ” 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当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就这样，鲁迅将他所认可的现实主义的真谛，借助批判的锋芒和激烈的呐喊揭示出来了。
西方哲人罗素曾经说过，读史能使人明白今日。对于鲁迅来说，当他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学为人生的问题时，不仅能有效地昭示今日什么样的文学才是对人生最有用的文学，更能从历史中发人之所未发，见人之所未见，既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学及其观念的批判，又由此将他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引向深层。他在《致许寿裳》中曾说：
“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 …… 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此种发现，的确关系甚大。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如此深刻地 “ 悟 ” 到 “ 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 ” ，发现中国人对此 “ 知者尚寥寥 ” 者，鲁迅是第一个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尖锐地批判了这种 “ 食人 ” 弊害的人，鲁迅也是第一人。
正是这种发现，使鲁迅不能不继续思考在日本留学时就常思考的问题：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当他在五四时代的人的意识觉醒中继续思考这些问题是，他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中最缺乏的是人的意识，中国国民中最缺少的是 “ 觉醒的人 ” ，因为中国的大众仍睡在 “ 铁屋子 ” 里。于是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在五四时期鲁迅心中更加明确了。当他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审视文学为人生的问题时，他思维的触角也就自然地转入了 “ 国民精神 ” 的层次。
三、国民精神的层次
当鲁迅在国民精神的层次上论述文学为人生的问题时，则不仅将他前两个层次上的文学思想引入了深层，而且更有利地显示了鲁迅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不同凡响。
用文艺来改造人的精神，这本是鲁迅早期一贯的思想。早在 1906 年，当他弃医从文时就已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他曾说：“ 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首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不过，与五四前相比，这一时期鲁迅用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显得更成熟、更深沉了。
五四前鲁迅用文艺改造人的精神的思想，是建立在 “ 立人 ” 而且是立 “ 超人 ” 的基点上的；这一时期鲁迅用文艺改变人的精神的思想，则是建立在 “ 人生 ” 基础上的，而这种人生当然 “ 不是抽象的人生，而是处在繁复多样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的人生 ” 。
五四前，鲁迅希图用浪漫主义文艺的理想和激情登高一呼唤醒麻木的国人；这一时期由于事实的教育，鲁迅放弃了浪漫情调，转入了直面人生，写出人生的血和肉的境界，致力于倡导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现实主义文艺。他不仅汲取了五四前用儿女眼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各种积极成果，仍一如既往地提倡 “ 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 ” ，而且在抛弃了五四前用文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各种不切实际的因素后，在 “ 为人生 ” 的目的下，将这种思想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给它注入了更深厚、更丰富、更振聋发聩、更具活力的内容。
这个内容就是要求文学 “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 ，并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实现文学为人生并改良人生的目的。鲁迅不仅率先用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忠实地实现了自己的这一主张，而且又在《俄文译本〈阿 Q 正转〉序及著者自叙转略》等文中，多次重复了 “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 的文学主张。
这一文学主张是鲁迅孤寂、深沉的人生体验的凝聚，也是五四时期鲁迅对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全面反省和深刻洞察的结果。
他曾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同时，这一文学主张也是五四时期鲁迅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思想的最深刻、最有价值的内容，它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品格，也包含了鲁迅对于文学艺术为人生的特有规律的认识。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
首先，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国民精神状况来看。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国民的思想虽有所改观，但总体看来，除少数知识分子外，大多数国民却仍如 “ 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 ” ， “ 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 ” 。为唤起民众，当时的先驱们十分明智地提出了启蒙的主张，鲁迅既是启蒙主张的积极倡导者，也是这一主张最积极的实践者。
他所提出的 “ 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 ，用文艺改革国民精神与思想的文学主张，不仅将五四时期 “ 启蒙 ” 的时代主题具体化了，而且为文学达到启蒙的目的开辟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鲁迅的这一文学思想，不仅是新文学启蒙主义的产物，而且是它的先锋和代表。
其次，从文学自身的规律来看。鲁迅的这一思想，正反映了鲁迅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清醒认识。鲁迅曾经说过， “ 诗文却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还要感动别人，启发后人。” 又说：“ 文艺是国民精神的火花 ” 。既然文艺来自国民的精神，是国民精神的反映，又具有 “ 感动别人 ” 、 “ 启发后人 ” 的特殊功能，所以，要完成改变人们精神的使命，也就当然要 “ 首推文艺 ” 了。
这就是鲁迅提倡用文艺改造国民精神，实现为人生目的的文学思想的逻辑。这一思想逻辑既显示了鲁迅对文学精神性品格的清醒认识，也表明了鲁迅通过画出国人的魂灵达到文学为人生目的的文学思想的合理性，它的理论价值由此也可窥见了。
当然，鲁迅基于国民精神的层次谈文学的为人生，是有着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的。鲁迅虔诚地相信，改良人生的关键在于改变人们的精神，而忽略了改良人生的最终因素在与改变人们的现实环境和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的问题，但是，正如列宁所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鲁迅侧重从文学与人的精神的关系来谈文学的为人生，虽然有着唯心主义色彩，但这种唯心主义色彩却充满智慧，是 “ 聪明 ” 的，因为，鲁迅把握了文学是人的精神产品的特性，看到了文学这种精神产品与 “ 国民精神 ” 的内在联系性（他认为 “ 文艺是国民精神的火花 ” 就是最好的例证）
他提出的用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的文学主张，就是建立在这种 “ 聪明 ” 的认识基础上的。我们知道，在改造人方面，物质的因素虽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精神的因素却是更深层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而精神的改造也是不能单靠物质的改造来实现的，正如鲁迅所说：“ 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 ” ，那么，无论什么改革，也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无法达到目的。
精神和思想固然被物质和客体决定，而精神的改造却只能用同属于精神范畴的东西作工具，才可顺利达到目的。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精神和思想独立性的一个方面。鲁迅在谈文学为人生时，特别强调文学这种精神产品对人的精神的作用，恰恰正切合了聪明的唯物主义关于精神独立性的原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鲁迅这种建立在 “ 聪明的唯心主义 ” 基础上的改革国民精神的文学思想，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文学思想，更具有聪明的唯物主义的色彩。
更何况，鲁迅用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的文学思想，不仅切合了文学自身的本质规律和特有功能，而且也切合了五四文坛和社会的实际，所以，它的积极意义和理论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消极意义，它的面貌虽是复杂的，但它的内涵和实质却是深刻的。
正因为鲁迅十分重视从国民精神的层次来探讨和看待文学为人生的问题，所以，他对中外文学史上那些致力于挖掘人的精神，拷问人灵魂的作家、作品也就特别重视。最典型的例子是鲁迅对俄国 “ 残酷 ” 的现实主义文学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评价，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 “ 高义上的写实主义 ” 文学观的认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他所提出的 “ 高义的写实主义 ” 的最显著特征，就是 “ 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 ” 。鲁迅在《〈穷人〉小引》中曾高度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 “ 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
在这里，鲁迅既从文学本体论的角度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实主义的最明显特征，也从文学价值论的角度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实主义的人生价值：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实主义的本体特征与人生价值特征，与这一时期鲁迅从国民精神的层次谈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不仅内容相近，而且艺术思路与理论思路也十分相近。
鲁迅主张现实主义应 “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写出他的血和肉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恰恰对于人的 “ 灵魂的深处 ” ， “ 敢于正视 ” ，并作了如实的描写。鲁迅主张通过对人的生活状态的描写，特别是对那些像被压在大石下的草一样，默默地枯萎、死亡的下层人不幸遭遇的描写，揭示人们的精神和心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正 “ 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
鲁迅主张通过 “ 画出沉默的国人的魂灵 ” 使人们觉醒，在反省中得到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实主义创作的思路也恰恰在于，通过 “ 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鲁迅这一时期致力于提倡的是具有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特征的现实主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也恰恰表现了对人的灵魂深处的卑污、丑恶、病态、软弱等人性弱点的无情拷问的特点。从上面的简约对比中我们完全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实主义是 “ 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 ” ，而鲁迅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也是 “ 在高的意义上 ” 的现实主义。这正是鲁迅这一时期为人生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最具魅力的地方。
当然，鲁迅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以上我仅仅只论述了鲁迅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这是因为，我认为，这一思想，是鲁迅五四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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