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8日读书笔记
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1590小时，第1533日
阅读《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第一章 品位结构研究框架
官员的分等与分类，及官职的分等与分类。官职的分等与分类，主要是个官制史的问题，我是在其与官员分等分类的关系上，加以考虑的。就是说，着眼点置于品位与职位之间的关系之上。进一步说，传统官阶制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职位结构与人员结构之不对称，后者远远大于前者。许多重大问题，就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统治者制定官阶的基本出发点有二：身份考虑与运作考虑，由此将导致不同意义的位阶安排。
位阶的不同功能，可以通过其构成要素来表示。那些要素可以概括为五：权责、俸禄、资格、特权、礼遇；对“五要素”的配置方式加以解析，有助于更精细地辨析各朝代对分等和分类的不同处理。
在秦汉的各种等级安排中，“爵”与“秩”是两个支柱。“爵”即封爵和二十等爵，它们主要用以安排身份，而且是用一种富有传统色彩的方式安排身份的；“秩”即“若干石”秩级构成的禄秩，它用以保障行政，而且是用一种“以事为中心”的、具有浓厚“职位分等”色彩的方式来保障行政的。
以魏晋官品的出现为标志，传统官阶制初步进化为一种多序列组成的、充分一元化了的“官本位”体制。简言之，周代的“爵本位”体制，经由秦汉具有二元性的“爵—秩体制”，再逐渐进化为一元性的“官本位”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权责、俸禄、资格、特权、礼遇的配置方式，“贵—贱”、“士—吏”、“文—武”方面的相关安排，“君—臣”、“官—官”、“官—民”的等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
细节考察是在整体考虑中获得意义的，而整体考虑要以一些基本概念为前提，它们应能互相支撑、形成系统。
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模式的功能就是简单化，从而使真实的世界更易于理解。”使用模式肯定会发生简化，会忽略一些东西，但它也能提供其他手段（如叙述）所看不到的新东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种结构功能研究，而结构性分析需要借助模式。模式以简化的方式使史实易于理解，但那并不等于说由此而来的论述和证明也是简单粗糙的。相反，可以通过努力，而使之充实、丰满和精致起来，而那就是我们的尝试方向。
立足于不同位阶的特定功能，进而观察它们是如何互相组合搭配在一起的，组成了一个什么东西。
“分等”和“分类”问题的产生，来自官僚组织的结构特征。官僚制是一种“科层制”，其结构特点就是分科分层。
官员不仅是一个行政工具，也是一个身份主体和利益主体。他的职业动力在于寻求更高地位和更高报酬。为保障其身份与利益，有时候就要在职位的等级与类别之外，另行安排官员的等级与类别，为之制定相应的位阶，以体现其资格、地位与薪俸，保障其升降调动，并以此实施激励奖惩。那种独立于职位结构的官阶，就是“品位”。
汉代文官与武官即有清晰区分，而且体现在官阶上了：武官都被列在“比秩”上，使用比二千石、比千石、比六百石等带“比”字的秩级。
中国官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人员结构远大于职位结构。“官人”和“官职”不是一回事儿。“官人”的数量，或说拥有朝廷位阶名号者的数量，远远多于行政职位之数；而那些“官人”，都在王朝人事管理的范围之内，需要用各色位阶衔号来标识区分。
宋明清时排队候选者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很多人十数年轮不到官做。选人资格的“等”与“类”，与职门职系、与职位所需专业能力也不完全对称。
传统王朝的人员结构、传统王朝的位阶名号的适用范围，远远大于职位结构。简言之，中国传统政府的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在颇大程度上是不同构的。官阶不仅要覆盖官职，还要覆盖所有“官人”。
在唐宋间，“职事官的品位化”的巨大冲击，甚至令昔日的省部寺监之官大批量地转变为“寄禄官”，变成了官僚个人的资位尺度，王朝另用“差遣”寄托权责，原先作为职位架构的六部寺监整个被架空，官品近乎失效了。
现代文官等级管理的重心在于“事”、在于职位，是一种“职位管理”的手段；相形之下，中国官阶除了用于管理职位，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身份管理”的手段。现代人事管理采用“为官择人”原则；而传统人事管理则经常“因人设官”，即，先有了一支“官人”的队伍，再考虑如何安排他们，让他们各得其所。因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这里的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不对称，“官”不等于“职”，“官”多于“职”；王朝统治者不仅是在管理职位，还是在管理身份。这是传统官阶区别于现代文官制的最大特点之一，从而也是传统官阶研究最引人入胜的课题之一。对这个课题，现代文官理论为我们提供的分析手段，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传统官阶面对的那些问题，在现代民主国家不成问题，所以学者也措意无多。
那个所谓“国家”是一个“大共同体”—古人所谓“天下”—的一部分，是其核心、主干部分；由此看过去，“社会”反而成了国家的外围、枝叶和根基了。因而“国家”的生活结构与身份结构，与外部社会构成了连续体，王朝等级管理范围的普泛化即其体现。
在现代法制国家中，品秩要素一般只包括权责、资格、薪俸三项。但传统中国就不是那样了。还有多种特权，如经济特权、法律特权、选官特权等等，也构成了品秩的“含金量”。
中国国家不仅是一个功能组织，还是一个“生活组织”；中国官阶不仅是一种行政制度，还是一种社会制度；中国官阶的特点，除了“管理范围的普泛化”之外，还包括“品秩要素的普泛化”。
构成品秩的要素，我们概括为五：权责、薪俸、资格、特权及礼遇。简称“品秩五要素”
秦汉用二十等军功爵安排身份，宋明清却用科举学历安排身份，相形之下，我们就看到了历史前后期品位结构的一个决定性变化。
“贵—贱”，“士—吏”，“文—武”，“胡—汉”。它们可以简称为“品位结构变迁四线索”
士”不仅是贵族，还是文化贵族、精神贵族，士、吏之别不仅是有爵者与无爵者之别，也是承载文化者与不承载文化者之别。也可以说，二者不仅是分等之别，也是分类之别。
帝国早期品位的军爵主导，在帝国后期变成了学历主导，它维系着“士大夫”或“绅士”阶层的强势地位。
道理就是政治体制的连续性，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较小变动率，两千年一贯制。
中国特色”尤其在于，文官级别变成了社会分层尺度，行政管理体制与社会身份高度重合。“官本位”这个特点给了旁观者强烈印象。早在 19 世纪黑格尔就曾指出：在中国，“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连带发生。
官僚“自利取向”与品位分等的关系，直接涉及了皇权、贵族与官僚的关系。虽然在概念上“专制”不必然与“官僚制”相关，但典型的专制集权，一般都伴随着复杂的行政组织和一大群官僚。就此而言，官僚与皇权是一致的。但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官僚若发生了“贵族化”，就可能削弱皇权。在这一意义上，官权与皇权间又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并不总是“高度一致”的。若官僚家族任官特权过大、身份性过强，皇帝操纵名位、予取予夺的权力，官僚政治的选贤任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就可能同时遭遇侵蚀。
【2021年5月8日读书笔记】“官—民”层面考察，则可以从帝国金字塔的下端和底层提取出若干有价值的信息，用以展示中国等级社会的另一些重要特点。“官”，或说王朝的品阶勋爵，在颇大程度上决定着权力、地位、声望与资源的社会分配。秦汉二十等爵和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官品，都曾与传统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额度相关。在整个帝国历史上，“官僚地主”都是最有权势的社会阶层。
推荐阅读
- 亲子日记第十二天
- 笑生活（5月28日）
- 关系问句
- 鹤之写日记第94篇（2018年5月3日，星期四，天气（晴））
- 2020年，告别焦虑的自己，2021年，期待满意的自己。
- 猪猪爸在加国～5.9（今天闯祸了）
- 人生规划思考
- “出轨后的原谅只是心存芥蒂的风轻云淡”—破镜难圆
- 2021年第四周复盘|2021年第四周复盘 | 寻找初心，再次出发
- lucky学习4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