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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受贿1.1亿元背后：搞权钱交易，破坏营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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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袁仁国受贿案一审开庭 。图/中新社
文/于媛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茅台集团原董事长袁仁国受贿案审查起诉的诸多细节 。
2018年10月，贵州省监察委对袁仁国涉嫌违法失职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在办案过程中，40多名侦查员从袁仁国家中清点出黄金制品、手表、珠宝、字画等1588件，其中包括象牙、人民币、美元、英镑等稀有物品 。数花了一天一夜 。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案件 。它的时间跨度特别长，案件数量特别多 。”调查人员说，“虽然他(袁仁国)只是一名受贿者，但他的受贿手段很复杂 。有100多个案卷 。”
经审查发现，整个案卷突出了袁仁国利用特殊资源的审批权限，大肆为不法经销商非法从事茅台酒业务提供帮助的事实 。从1994年到案发，袁仁国受贿金额达1.1亿元 。
2021年9月，袁仁国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
公开资料显示，自1975年以来，袁仁国在贵州茅台酒厂工作了43年 。做了18年上市公司董事长，做了8年茅台集团董事长 。在他的治下，茅台集团成长为贵州省的支柱企业，中国股价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全球市值最高的烈酒公司 。
然而，袁仁国在引领茅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茅台的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比如搞权钱交易，严重破坏了茅台的营销环境 。时至今日，贵州茅台仍在纠错过程中 。
腐败
袁仁国，1956年10月出生，1975年开始在贵州茅台酒厂工作 。历任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厂长助理 。1998年4月，袁仁国出任茅台酒厂党委副书记、副主席，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10月，出任茅台集团董事长、副书记、总经理，成为茅台最高管理者 。
袁仁国曾公开表示:“我爱茅台，我离不开它” 。然而，2018年5月6日夜，茅台集团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宣布袁仁国不再担任茅台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董事会相关职务 。5个月后，贵州省监察委员会对袁仁国涉嫌违法职务立案调查 。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潘鹤林表示，袁仁国在引领茅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茅台的长远发展埋下了的隐患 。比如搞权钱交易，大肆为不法经销商从事茅台酒业务提供便利，严重破坏了茅台酒的营销环境 。
在袁仁国接手之前，贵州茅台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对于如何通过市场化手段销售白酒没有太多概念 。正是在袁仁国的统治下，茅台的经销队伍逐步壮大 。
在2017年12月召开的贵州茅台全国经销商协会上，袁仁国总结了贵州茅台20年的营销历程:经销商数量从1998年的146家发展到2000多家国内经销商、专卖店等客户，营销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和30%以上的县级市 。海外代理104家，覆盖66个国际和地区市场 。公司销售人员从最初的17人团队发展到553人，加上2万多名经销商和营销人员 。
数据显示，长期以来，经销商渠道在茅台的销售体系中占据强势地位 。2017年和2018年，公司的直销收入仅占11%和6%，其余基本由经销商体系贡献 。
袁仁国利用经销商制度创造了“茅台神话”，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其中最显著的是滋生了大量腐败 。
贵州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曾表示，袁仁国在担任茅台集团领导期间，坚持“我的地盘我说了算”的原则，牢牢掌握茅台酒的所有审批权，使其成为自己的摇钱树 。他批专卖店收钱，经销商收钱，分割经营权收钱，卖酒收钱...办公室、家庭、医院、酒店、餐厅、停车场等 。都是他进行权力和金钱交易的地方 。
除了自己敛财，袁仁国还允许家人、亲戚和身边的人利用职权和地位牟利 。他的妻子、孩子、堂兄弟、远房侄子，甚至家里的保姆和司机，都在袁仁国的帮助下，通过以酒谋私牟取暴利 。
法院查明，袁仁国受贿金额高达1.129亿元；与袁仁国有关的“关系店”信息有数百条，不仅涉及中层和省级干部，还涉及许多县级和乡镇级干部 。此外，自2004年以来，仅袁仁国的妻子和孩子就通过非法经营茅台酒获利超过2.3亿元 。
当袁仁国依靠茅台的经销权受贿时，茅台也出现了依靠经销系统的腐败 。在任期间，方兴国、谭定华等高管先后被查处；被查后，茅台集团原副总经理高守宏、电商公司原董事长聂勇相继被查 。据不完全统计，袁仁国落马前后，茅台集团有13名高管因受贿被查处 。
纠正错误
事实上，自这一轮白酒复苏以来，改革销售体系已经成为贵州茅台掌舵人的重要任务之一 。自李保芳时代以来，贵州茅台一直在加快经销商撤退和直营模式的布局 。
财报显示，2018年年中至2021年年中，茅台国内经销商数量从3215家下降至2096家，四年间经销商减少近1200家 。换句话说，袁仁国时代的终结伴随着背后1000多家贵州茅台经销商被砍掉 。
与此同时，正在对标新营销体系的贵州茅台集团营销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揭牌成立 。对此，李保芳曾表示，茅台酒的重点是拓展直销渠道，推进扁平化营销，减少中间环节，平衡终端价格 。此后，高卫东和丁雄军基本上沿袭了李保芳时期的价格控制政策 。
虽然梳理了分销体系，但似乎终端价格不为所动，甚至有背道而驰的趋势 。目前，在北京市场，天妃茅台酒的价格仍然徘徊在3000元左右 。与零售价格指导价的巨大利润差距，造成了“谁手里有酒，谁就能躺着赚钱”的现象，使得权力寻租仍有可能 。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指出，到目前为止，贵州茅台一直在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下定价销售，人为制造了“饥饿营销”的市场环境和氛围，导致消费者很难买到正常价格的茅台酒 。与此同时，茅台经销商捂盘惜售，黄牛炒货，官商勾结，假货频发 。
潘麟也表示，茅台试图通过直销来改变权力寻租的空室，或许有一定效果，但减少权力寻租最好的办法还是在于价格市场化 。如果茅台酒仍然受到价格管制，利润空过大，仍然难以排除腐败的可能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像茅台那样实行价格上限(即设定最高价格)，必然导致供给的稀缺性，必然滋生黑市、腐败等地下经济 。
不过，长期关注茅台的费基泰基金经理、童玲圣泰管理合伙人董宝珍并不认同上述观点 。“茅台现在不控制渠道 。涨价的时候，比如茅台出厂价涨30%，渠道终端可能涨价50% 。所以在茅台还没有完成渠道改革之前，贸然提价会导致恶性循环，终端价格会进一步泡沫化 。”
在他看来，根本问题在于贵州茅台的渠道结构过于单一，完全依赖传统专卖店，使得贵州茅台的销售模式受制于专卖店 。当渠道囤积炒作时，茅台很难有效控制 。要实现长治久安，需要大力推进渠道改革，增加互联网销售模式和直供大卖场的销售模式，将小而散的渠道结构推向大而集中的扁平化渠道结构 。这是一项根本性的长期措施 。“但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需要时间去改变空，让量变推动质变 。”
要解决腐败问题，茅台仍需不断深化国企改革，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良指出，解决国企腐败问题无疑需要从严治党，形成高压反腐态势，但也需要充分发挥公司治理机构的制衡作用 。
吴刚良认为，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最重要的措施是实行董事会和经理层分离，董事会负责决策，经理层负责执行 。对管理者实行任期制和合同制，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董事会外部董事应占半数以上 。董事长也是党委书记，但不是总经理 。董事长作为公司的“一把手”，在党委和董事会中只有一票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内部人控制”，解决“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此外，茅台股份作为上市公司，还应该发挥小股东和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 。
【茅台原董事长袁仁国受贿1.1亿元背后：搞权钱交易，破坏营销环境】《中国新闻周刊》就上述问题采访茅台集团，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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