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Jeu|巴黎Jeu de Paume国家画廊: Raoul Hausmann, 被遗忘的达达主义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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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oul Hausmann是一位被历史遗忘的奥地利艺术家。他的作品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埋没和忽视。本次在巴黎Jau de Paume国家画廊展出的是Hausmann在1927至1936年之间拍摄的140幅照片。这也是除其文学作品之外，Hausmann最重要的艺术创作了。Hausmann的艺术家生涯被达达主义的历史所贯穿。而这些照片完美地展现出Hausmann对达达主义的理解，以及他与其他达达主义者，其他艺术运动和派别的艺术家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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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主义诞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因为当时那里是欧洲中部革命主义者们的聚集地。在苏黎世，它的领军人物是Tristan Tzara和Richard Huelsenbeck。虽然前者后来一直否认自己属于达达主义者，但传说“达达”（dada）这个名字就是他与Huelsenbeck约定一起翻阅法国Larousse大辞典随意找到的词。
从达达主义自己名字的诞生就可以看出，它反对一切成型的艺术。形式对于达达主义者来说就像泛舟所在的荡漾的水面。泛舟是艺术家，而水则是那些使得艺术门类间可以互通无阻的所有形式。它坚持人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家不应该像商人一样行为，艺术家不是一种职业。这其实是意指自18世纪以来伴随资本流入艺术界，形成艺术市场以来，艺术家所获得的创作自由，在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石的这个时代，已经反过来限制了其进行艺术创作的真正自由。在艺术家作为一种自负盈亏的独立职业确立下来不到两个世纪之后，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被达达主义者们深刻地质疑。艺术作品不能成为市场的商品，艺术不能为任何政治制度和经济规则所影响，更不能化作它们的工具。艺术必须要保持本质上的创造力，也就是说，要被用来保持这个社会本应给予个人的最大尊重和自由。艺术不能用形式来定型，它只能是一场生生不息的运动，永恒地给予个体挣脱一切束缚所需的能量，是自由永不干涸的源泉。艺术是人类保持天真和活力的功能性生命机制。
如果达达主义可以有另一个名字的话，“Indomptable”（不可驯服的）再合适不过了。信奉达达主义，意味着与强加给个人自由意志的、现今和过往的一切逻辑条文做个了断。准确地说，达达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无关于生存的生活态度，向往人在从生存问题中解脱，不再因如何融入社会如何积累财富而忧虑之后才能获得的那种自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Hausmann可以被称为最典型、最纯粹的达达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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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Hannah H?ch 达达主义随后从苏黎世蔓延至柏林、巴塞罗那、纽约，以及巴黎。这基本上也是Hausmann的人生轨迹。除了他试图移居美国的努力没有能够成功。当Huelsenbeck抵达柏林后，Hausmann很快就与他成为好搭档，并共同建立了Club Dada。在这里所举办的艺术展，主要目标就是与注重表意、需要思索的艺术划清界限。作为达达主义国际集会的举办地，在这里，一切艺术活动都似乎在为一场浩大的社会革命做准备。然而，这不仅是达达主义与表现主义和后来的未来主义分道扬镳的原因，还是Hausmann与Huelsenbeck等其他达达主义骨干之间的分歧所在。
Hausmann与Heulsenbeck最主要的分歧在于，他不愿达达主义转变为一场倾向于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他还与Franz Jung也意见不合，因为后者在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总是试图煽动暴力示威游行。与这些更热衷于政治的同僚相比，Hausmann的注意力逐渐转到了更理论、更艺术的方面上来。比起人的政治生活，他更看重人的情感生活；比起激励人的阶级斗争欲望，他更偏好鼓励人们去追求和享受自己纯粹欲望的满足；比起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摧毁一切的绝望边缘的最后一搏，他更积极乐观，坚信每个个体身上都蕴有的艺术般的创造力可以一同构建出一个“新世界”。Otto Gross的心理分析理论是他构想这种这种幸福生活的重要理论基础。而Wilhelm Reich和Herbert Marcuse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又使Hausmann的信念更加坚定。对于这个社会的病症所在，以及治疗它的最佳方法，Hausmann自认为已经稔熟于心。
其实，最初Hausmann也有他激进的一面，或者说，有他激进的历史。这些状况大多发生在他还未开始真正的摄影创作之前。在柏林的“战场”上，站在达达主义领军人物Huelsenbeck身旁，最暴烈的、最果敢、革命热情最高的Hausmann是一位热衷抨击时政宣传小册子的作者。
在1918年柏林的“斯巴达革命”使他对社会和艺术，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进行尼采式的反思。在这位主张狄俄尼索斯式的生活观的哲人旁边，Hausmann，和那时期几乎所有的达达主义者们一样，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主要观念的深刻影响，认为个人与社会的不适应，是由于个人欲望被社会规则过分压抑所导致的，其解决办法只有打破社会对个人的压迫，打碎一切束缚，既包括思想上的也包括物质上的。因此，Hausmann和他身旁的一些达达主义者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无处不在的、严苛的政治的意识形态锁链，还有更为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腐蚀。人的不自由的原因来自思想的压抑和物质的钳制。
此处，我们看到Wilhelm Reich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最佳贯彻方式中的一种。尽管自由资本主义在当时还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现象，作为政治力量刚刚崭露头角，但在Hausmann这一派的达达主义者们看来，它与旧制度一样丑陋，一样像机器般压榨着人们的生活。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达达主义后来在政治观念上主要沿着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是共产主义乌托邦；另一个就是Hausmann主张的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并且格外通过绝对自由的艺术创作来改变个人生活，乃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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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哪种达达主义者，照片蒙太奇都是他们最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这项技术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可以说，它的发展与政治运动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自19世纪70年代起，照片蒙太奇开始服务于制作政治宣传的短片。而它真正的辉煌要等到1917年前后，在俄国掀起的构建主义运动。而达达主义也在同一时间段，尤其是在德国，开始关注和广泛运用这项技术。Hausmann就是这项技术最娴熟的运用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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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照片蒙太奇如此受到革命者们的青睐呢？因为它生硬地打破了传统艺术中图像必须遵从的线性和连续性原则。它看似胡乱拼凑在一起的各种图案甚至各种材料的做法本身就显示出特立独行、无畏权威、公开表达不满的态势。每件作品都像是一支被愤怒和激情捏造的能量团，传递出情绪浓烈的讯息。它不仅在视觉上打破了所有已有和现有的条条框框，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这样有些简单粗暴的方式直击敌对意识形态的强大功效。
然而，Hausmann对照片蒙太奇的使用就像他的政治倾向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初短暂地尝试了如今人们更加熟悉的达达主义式的剪切粘贴政治思想海报后，他在开始真正的摄影出创作时同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尝试。远离尘嚣的他似乎一下子打开了新视野，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令其着迷不已的审美情趣。也正因为这部分的艺术实践，他更加确定了自己对达达主义的定义，以及自己所要遵循的艺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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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在政治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无意进行政治革命和暴力斗争的Hausmann选择逃离。流浪到北方，最初的方向是前往北方，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远离尘嚣，像一个游吟诗人般游走于荒野和小城镇，与旅途中偶尔遇到的人群交谈，为他们拍照。出现在他照片里的人物，平凡却流露出幸福感。只不过，他嘴中叨念的不是歌颂英雄们的史诗，不是时而波澜壮阔时而肝肠寸断的传奇，没有对神灵的敬畏。他用图像表达，用光影讲话。他的语言浅显易懂，却深邃至深。所有最至深的情爱都献给了自然。他观察，聆听自然，用自己的方式与自然交流。在寂静中，他可以听到旋律，在无色中，他可以捕捉到单色的美感。他个人的气质似乎与波罗的海的风景天然地契合。在Hausmann看来，在自然面前，人不应该害怕自己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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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es, mer Baltique, vers 1927 他首选发现的是自然。永远环绕着我们，却被我们遗忘的自然。在北方，波罗的海沿岸。白色的沙丘和零星的绿色是他那段时间拍摄的照片中的主要场景。在喧嚣的大都市文明之外，他找到了静之美；在现代主义的商业和政治宣传压迫人们的视觉，传输意识观念的同时，他却在野外找到了无之美。沙丘、干枝枯叶、风、阳光，它们没有给予观察者任何讯息，而只是默默地呈现自我，展现着自然本身将它们打造成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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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受到这种在平静和真实得有些梦幻的全新审美对象的启发，Hausmann他发现了对于摄影，乃至整个视觉艺术中最核心的元素：光与影的辩证关系。Hausmann的朋友Moholy-Nagy发明了一种制造营造光影的模具。像是一种游戏，通过制造阴影将光分割成奇妙的形状。Hausmann以此拍摄了几组照片。在对这简单有趣的万花筒般的游戏着迷之余，他慢慢领悟到了一个非常重要、影响他之后摄影创作的原则：简单，其实给予的更多。这与后来极简主义审美倡导的“less is more”有些类似。但也仅仅是类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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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s titre, octobre 1931 他把世界分成小块，在其中追随这着情感来组装他想要的画面。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出现许多局部，不完整，一种在断臂维纳斯和胜利女神像身上才能找到的残缺的美。在拍摄自然风景时，场景是从自然巨大幕布下随意撕下来的一小块。利用器具制造出某一空间内的光影奇幻的效果也似乎更贴近一种游戏。而在拍摄人物时，很明显这些随意性就被故意的局部取景所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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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s titre (Vera Bro?do), vers 1931
如果非要选一张最具Hausmann审美情趣的照片，那一定就是这张了。几乎所有为Hausmann举办的展览都要包含这幅作品。照片的主角名叫Vera Bro?do，是Hausmann初期作品中的绝对女神。Vera的肩膀在这张照片中散发着出奇的魅力。她雪白的肌肤和柔软的汗毛在奇妙的明暗效果下，使观看者产生了超越视觉，更深层的感受。Vera一家与Hausmann的一些朋友一样，都有着犹太血统。逃离城市喧闹和复杂，逃避阳刚之气过剩的纳粹精英主义，抛弃以商业化和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主义，这个不入流的、奇怪的“小分队”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那个时代的德国，甚至整个世界。一方面，在当时，很少有比以如此温柔、单纯、美好的方式拍摄这样一系列犹太女孩的照片更诗意、更令人动情的抵抗方式了；而另一方面，这种完全自然状态下的人体与被现代主义侵蚀的人体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几乎在同一时期，他创作了他创作了一尊雕塑。木质的头像上覆盖着一把尺子、一些照相器材和怀表的零件、钱包等材料组成了五官的样子。可以说，这是Hausmann心目中现代主义的形象。这是他最憎恶的一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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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prit de notre temps,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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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尤其偏爱按照人体的局部构图来拍摄。即便是拍摄整面肖像，他也经常在冲洗照片时采用非常小的尺寸。这种神秘的偏好的确有助于展现他的审美意趣，即对宏大景色的呈现与对微小事物的敏感产生了奇妙的化合反应。两种同时进行的专注并未此消彼长，而是自然地化合到一起，使彼此变得不可或缺。只要是普通的事物，或大或小，都好过那些为了特殊目的（尤其是政治目的）而被特意放置和表现的艺术对象。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后，他便成为少有的可以凌驾于混沌之上的人。因为混沌中错综复杂的，毫无头绪的细节，对于他异常敏感的神经来说不再会制造紧张和恐慌。欣赏它们成为了一种享受，观察它们的演化和无意义的运动成为了一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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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宇宙观的作用下，人体与自然，以及所有物品，在他的图像语言中获得了彼此平等的表达。Vera的身体是美的。但这种美只能在波罗的海的沙滩上，在那里的阳光映衬下才能自我显现出来。作为接受过学院式的传统绘画教育的一位曾经的画家，Hausmann此时照相就像是在素描。命名的方法也是。但不同的是，他关注的不是人体，而是在研究运动和形体。找到一般性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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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刻为止，Hausmann独特的达达主义审美已经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与具备鲜明观念的政治性的艺术完全不同，他不寻求对抗，抵抗，反击。在与社会问题斗争的同僚们看来，他或许是在逃避。而那些更懂得他的人则从他身上学习到另一种艺术。一种在德国当时的势态下极为罕见的自然主义宇宙观。他还撇去了像表现主义那般的浓烈的注重情感表达的人文主义气息，将人体融化在场景中，自然里，已在图像上获得一种超脱世俗的和谐与平静。
被Richard Huelsenbeck从苏黎世带到柏林的达达主义产生的新变化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的抵制。而也正是从这一点开始，达达主义与表现主义走上了不用的道路。在达达主义者看来，表现主义过分强调了内心状态，使艺术变成了透露着资本主义习气、个人抒发情感的工具；而艺术的首要目的则应该是用于自我的改造和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改变。因此，表现主义逐渐演变成了个体性的喷发，而达达主义则一场漫山遍野的野火，势在点燃一切可以燃烧的事物，并为每个个体以及这个社会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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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 Berlin, vers 1931 这是一张时隔40年后才被重新发现的照片。Hausmann用迷离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工业化日趋进步、而人的情感却被忽略的变迁的时代景象。他用稍作古怪的拍摄带着观众从现实中抽离出来，游玩在单纯的光影世界中。对他来说，艺术是能够改变世界的。只不过它是通过改变人对世界的认知来转变人的行为意识的。并且，他用言语和实践反复强调着，艺术不是为了塑造，而更多的是为了表达。
所以说，Hausmann的无政府主义从来不等同于随波逐流，顺其自然。他的无政府主义其实并未丢弃构造的希望。Hausmann这般的达达主义者不痴情于民主，不贪念于财富，不承认现代化的城市中那种“普通”（或“标准式”）的日常生活方式。因为在Hausmann看来，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因果被倒置了。人的生活本身、人的情感、人在游戏般的状态下的创造力应该被置于首位。社会应该在优先这些个体基本活动的条件下组织起来，而非像现实中这般逼迫个体屈从于社会本来已有的僵化丑陋的制度。Hausmann满怀情感地用言语和图像重复着同样的箴言：在杂乱无章的世界中，屏蔽所有意识形态的侵扰，独立地构建出属于你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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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德国国内纳粹主义盛行，Hausmann与他犹太族的朋友们不得不纷纷逃离德国本土。他途径巴黎和巴塞罗那，最终流落到西班牙的一座名叫Ibiza的小镇。在那里，他有了新的发现，继续完善着他的达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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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son paysanne (Can Rafal), 1934I, Ibiza
对于Hausmann来说，许多社会现象和新鲜事物都是相互交织一同出现的。在德国，工业化、机械化的现代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潮涌动的现代主义，两者无法分开思考和对待。而德国特有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从旧帝制到新集权，让所有自由主义梦想在一次又一次的搏斗中幻灭。Hausmann的照片抒发的诗意是对这乱局的逃离，对这错综复杂的一切的抵制。也因此，对工业化的憎恶就等同于对所有社会制度导致的压迫的反抗，同时还牵连至在艺术上对庞大叙事和输出意识形态的审美倾向的厌倦。
他惊奇地发现这种16世纪就已经出现的房屋结构与当地的环境以及居民的生活需求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是功能主义建筑的典范。与现代主义带给世界的过量过分的物质供给，及其刺激产生出来的贪婪相比，历史遗留下来的朴素文化才是人类应该依靠的真正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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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熟识的美学史中，审美总是从属于伦理（即政治）。然而Hausmann主张创造一种“新美学”，其实就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套新的政治观念。这套观念就是不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崇尚欲望（甚至是纵欲）和创造力，尤其要重视艺术在这方面对实现和贯彻这套观念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从这一点上来看，Hausmann的达达主义是对传统美学构建方式的一次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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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愉悦的创造力、激情的塑造，以及欲望的解放。这一切都是对商业主义主导下的社会规则的公然反抗。在达达主义看来，鼓励商业无止境的繁荣并非是对人性的解放，正相反，是对人性的束缚。也因此，最纯粹的达达主义者，应该像Hausmann一样，首先，主张绝对的个性解放和对个人情感抒发的自由的热烈支持；其次，赞美一切艺术创造力的自由迸发，并坚信不同艺术门类中的形式是可以互通的；最后，在艺术对日常生活的改造方面，提倡无任何意识形态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表达。也正是在最后这一点上，达达主义成为最为激进，或者说，最为反本质主义的，与其它的社会及艺术运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巴黎Jeu|巴黎Jeu de Paume国家画廊: Raoul Hausmann, 被遗忘的达达主义诗人】虽然展览展出的作品只限于Hausmann在1927至1936年间的创作，但这些是最独特的Hausmann式摄影，最纯粹的一种达达主义表达。在这期间，Hausmann的图像语言发生了奇异的演化。而这些空前的尝试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发觉。这140多张照片种所蕴藏的精神内涵和自然原始的生命力令人叹为观止。Hausmann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行走所欣赏到的风土人情以及单纯的自然风光恬静美好，与现世时局宛如隔世。与激烈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博弈相比，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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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mann不是那种十分张扬的精神领袖，但他的思想和审美影响了围绕在他身边的所有艺术家。他被同僚荣称为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最活跃的文化活动家。他对于形式的探索自然而然地又使他成为第一批抽象艺术的引路人。
PS. : Jeu de Paume在2013-2014季度才能展览过另一位照片蒙太奇大师——Erwin Bluenfeld（1897-1969）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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