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背后的朱安(你若甘当弱者,就只能凋谢了)

鲁迅背后的朱安(你若甘当弱者,就只能凋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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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发自App 一,朱家有女初长成
我叫朱安,1878年6月生于浙江绍兴丁家弄朱家台门。父母给我取名“安”,就是要我安于天命。事实上,我也是这么做的。长辈们都说,谁娶了安姐儿那是三辈子修来的福分。每逢听到这样的话,我总是偷偷抿着嘴笑。
这样的夸奖来之不易。
记得四五岁时,有一天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除了娘和两个女佣人,其他人似乎消失了。她们强行脱去我的鞋袜,把脚摁在一盆暖水中。一个年轻的女仆死死按住我的肩膀。另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妈子立刻朝我嘴里塞毛巾。
【鲁迅背后的朱安(你若甘当弱者,就只能凋谢了)】娘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我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我的脚跟拼命往前拉,裹出小脚的雏形。这还没完,为了裹得更瘦,还要用两片竹片夹在脚掌左右用裹布紧缠。
娘不顾我叫声惨烈又是打,又是撵,逼着我下地走,不能停下来休息。时间一长,紧贴在脚骨关节上生硬的竹片把关节凸起的部位磨得溃烂化脓。一双又窄又直,纤如柳叶的小脚彻底成型。
熬过了最痛苦的时刻,三寸金莲套上了漂亮的弓鞋。娘疼爱地抚摸着我的头:“安姐儿,别怨娘狠心。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你没听人讲吗?小脚尖又翘,嫁个状元郎;大脚笨又拙,田间地头忙。妈是为了你好啊!”
我认命了。小脚也有小脚的好处。穿上百褶裙,走起来像风摆杨柳。男人喜欢的大家闺秀应该是这样的仪态吧。痛又能怎样?谁让咱是女人呢。女人天生是柔弱的藤蔓,只有依靠在丈夫这棵大树上才能有一席生存的空间。我,还能有别的出路吗?
十岁左右,家里的男孩子去学堂念书,我很是羡慕。可是老爹爹眉头一皱,硬是浇了我一头冷水。爹说,我们是本分人家,讲究的是三从四德,女孩子最要紧是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将来才能顺顺利利地相夫教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有空的时候,让先生讲讲《女四书》,知道怎样做一个妻子和媳妇就行了。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些诗啊词啊没得叫人把心读野了,不安分。
就这样,我只能在厌倦了针绣的时候,听兄长和亲戚讲书上的大学问。笼子里的鸟雀似乎明白我的无奈,搭拉着脑袋不做声。
我再一次认命了。可不是,女人的命,就像我放的风筝,飞得再高,线还是在别人手里,至于这个人是愚是贤,是俊是丑,是温柔还是粗暴,半点不由自己做主。我还是跟着娘学学怎么理家吧。
十五,及笄之年。我知道自己不好看。面容黄瘦,身材矮小,狭长脸,额头突出,发际线偏高有点秃头的迹象,眼睛也不够灵动。可我不敢多施粉黛。
年节里,爱看戏的女性长辈对我耳提面命:你看,王朝更替哪一个离得开狐媚惑主的红颜祸水?西施啊,杨贵妃啊,妲己啊,爱打扮的妖精全不是好东西!做女人,第一重要的就是安静贞洁。像安姐儿这样的人,看着就踏实。
我听后默默地把绣着蜂蝶花朵图案的鲜亮衣服压进箱底,越来越沉默,像一截木头,她们反而说我沉着懂事。
这是我第三次认命,我没有想着去和他们论理,论也论不过,还要连累爹娘被人责怪少了教养。我像一枚蘑菇安静地生长着,最美的雨季也是冷清的。可是,哪一个女子不是这样呢?熬到皱纹上了脸,雪花上了头,腰间挂上一大串钥匙,吸着水烟袋时,或许才有转机吧。
二,一生由人错安排
出嫁之前,我的生活是认命。出嫁之后,我的一生更是和“认命”脱不开关系。遇见了他,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蜗牛,在枯井里爬呀爬,爬了一辈子爬不到头。漫漫长夜,自己舔舐自己的伤口,任由无声的血泪往肚里流。
他,就是鲁迅。一个被人称为硬骨头,大文豪,革命家,民族魂的鲁迅。而我,永远是他身后那个被遗忘的女人。
1899年,我已经过了20岁,错过了最佳的婚嫁年龄。虽然我的贤德远近闻名,可貌若无盐的事实让很多男人提不起兴趣。父母不忍心让我受委屈,拒绝媒人让我去给有钱人做填房的提议。
恰好这时,我的婆婆鲁瑞和朱家谦少奶奶关系不错,来往频繁。在麻将桌上,谦少奶奶的保媒让我婆婆动了心。于是,我们两家订立了婚约。虽然周家已经破落,但怎么说也是去做原配夫人。父母很称心。我也日夜盼望着洞房里燃至天明的红烛。
谁知,这一决定断送一生,我数十年不曾笑过。
鲁迅,周树人。那时候我们称他周家公子。他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为了躲避,竟然去日本留学,一去就是六七载。
不久,他给婆婆的一封信里提出要我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如此背叛祖宗和礼教的想法让我吓了一跳。我没有答应。
养女不过二十六。我的父母开始忧心。最后婆婆以“母病速回”的电报诳回了这个在国外已经剪辫子,学洋文,穿洋服,桀骜不驯的浪子模样的周家公子。他刚踏进家门,就成为婚礼的主角。
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我的丈夫没有半分反抗,穿了传统礼服,装上了假辫,一声不吭。
女子是必须以夫为天的。夫君喜悦妻陪笑,夫君蹙眉妻惊惶,夫君烦恼妻发愁,夫君染疾妻忧伤。为了讨他欢心,我特地在弓鞋外面套了一双大鞋。谁料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露出了伪装。陪嫁娘小声嘀咕了一句:“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我心下一沉,可还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了整个仪式。
不曾想到,这句话竟是谶语。
洞房里,蒙着红盖头的我只听到翻书的声音,却不见他来招呼我。按照规矩,新娘是不能先开口说话的,我只能坐着呆等。可三更了,洞房还是那样冰冷。我只能忍羞含辱地说:“快睡吧。”只听匡地一声巨响,门外的冷风灌进来。还没有饮交杯酒呢,我的丈夫,已经不知去向。
翌日我才知道,他在书房睡了一夜,是婆婆送去的被褥。
婚后第二个晚上,我的丈夫睡到婆婆房间里,不跟我说一句话。有人来道喜,表情竟是说不出的沉痛:“她是母亲给我的礼物,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三天后回到日本,他连个口信也没有留给我。
离开了殷实的娘家,成了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我肩负着延续香火和操持家务的职责。嫁鸡随鸡,我再一次认命了,虽然我的命似乎太苦了。
延续香火暂时没有指望,那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吧。作为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只是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与人相处并不困难。我早晚提茶端汤地侍奉婆婆,低眉顺眼地照顾着一大家子,赢得了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尊重和喜爱。大家一致认为我是个罕见的称职主妇。可我依然遗憾,少了他呀!
三,相敬如冰成陌路
时间到了一九九年夏季,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光明。周家的现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我的丈夫接过这副沉甸甸的担子,决定回国了。
他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我以为夫妻间终于有了亲近的机会。但他从不进我的房间。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我说话,眼神甚至都不愿意和我接触。一年后情况变得更坏了。他回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为了躲我,决定住校,宁可放弃回家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很难想象,他在婆婆面前一向是孝子啊。一九一二年二月他赶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对我,还是如同空气。
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此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满清覆灭,民国成立,新思想澎湃汹涌。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已经权威大减。
我习惯了认命,并没有想过剪短头发,放了脚,穿起阴丹士林的学生裙,去课堂上认认字。我给他的问候,仍然是别人代笔的。而他,一封也没有回过。在写给婆婆的信上,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我。
七年后,我的丈夫决定全家迁往北京。那时我才知道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学生们称呼他“鲁迅先生”。据说他已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我夹在他们中间,隔断隔膜隔离,始终是个只会聊聊柴米油盐的外人。学生们称呼我“师母”,可细微的神情告诉我,他们和他一样,从来没有在心底里承认过。此时,只有婆婆的庇护才能让我有容身之地。
后来,他和周作人兄弟决裂,我的地位变得尴尬。在当时,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我恳求他,愿意一人负起迁居后照顾一家人衣食住行的全部责任,只要不让我成为弃妇。
我一向以来的软弱让他同意了这个请求。但他第二天就买了两个大箱子,一个装需要清洗的干净衣服,一个装已经洗好的衣服。他尽可能把与我接触的机率降到最低。即便这样,我还是只能认命,不然又能怎样?我渴望能进入他的世界,但又怕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我跟着小孩子学广播操,换来的却是冷笑。也许我在最初把命运交付别人支配时,就已经让他齿冷心寒。
婆婆抱怨不能抱孙子。可丈夫连近身都不让我近身,又怎能有孩子?我以为多年的隐忍终有一天会换得一点可怜的温存。可一个叫许广平的女孩子让我做了一辈子名义上的原配。他们火热的两地书是我不曾触碰过的心心相映。我真的绝望了。他们的孩子海婴出生,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我看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心里却是痛到死去,只能无奈安慰自己:有了男丁承继香火,死后也会有人拜祭,何必要制造不协调和不愉快呢?
我在日复一日的情感煎熬中撑到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丈夫病逝于上海。身在北京的我只能摆上几味他喜爱的小菜,燃点香烛。此时周作人只肯负责婆婆的部分开支,许广平也只是偶然汇款接济,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我面对的是家用不足的事实。婆婆去世后生活愈来愈困难。我只能变卖丈夫的藏书。当丈夫的追随者质问我为何不愿保护鲁迅的遗产时,我悲愤地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愿认命,可惜已经太迟。
数十年风刀霜剑严相逼。
我哼着自编的小曲等着黑白无常来勾:
“回来却又不团聚,
分居分了二十秋——二十秋。
二十年未曾和他牵过手,
二十年不知道啥叫温柔,
二十年我还是个女儿身,
二十年天天守着一个愁。
只怪自己没文化,
只怪自己虑不周,
他是一座高的山,
不是我爬的矮墙头。
今生已将终身误,
来世我再也不把自己交与别人手!”
我,朱安,一个不为人知的悲情女子。一生凄苦。我的悲剧警示世间每一个女子:命运,永远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若是以弱者的姿态存在于世间,就只能像一朵霜打的花一样逐渐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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