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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八年后,为何会说出“此贼竟无能平之理”的灰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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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家乡办团练肃清土匪有功 。清廷便迭次下令命曾国藩率领团练与太平军作战 。
本来是辅助正规军 。纯粹用以维持本地社会秩序的湖南团练 。怀着保卫中华文化的远大目标 。离开本土 。走上前线 。离开湖南省境作战的湖南团练 。全军上上下下都是湖南人 。所以被称为“湘军” 。从此 。太平军便开始与一支有训练、有理想、有巨大凝聚力的军队作战 。
湘军与其他军队不同：
第一 。湘军中无论将帅、士卒、夫役 。都是湖南人（只有极少人是例外） 。作战时期伤亡后的递补者 。也全是湖南人 。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情形 。哥哥在前线阵亡 。其名额由弟弟递补 。再阵亡 。其另一弟又继之 。有的则一家兄弟都在军中 。曾国藩有弟四人 。除大弟一人在家乡料理家务外 。其他三个弟弟俱从征在外 。
第二 。湘军中士兵与官佐之间 。官佐与官佐之间 。士兵与士兵之间的关系与众不同 。曾国藩云：
臣等一军 。勇逾万余 。兵仅数百 。其管带之员 。文职多择取士绅 。武职多拔取末弁 。有夙昔之恩谊 。无军营之气习 。不特臣国藩、臣塔齐布二人亲如昆弟 。合如胶漆 。即在事人员 。亦且文与武和 。水与陆和 。兵与勇和 。将与卒和 。粮台官绅与行间偏裨 。均无不和 。全军二万人 。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 。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
这种情形 。与当时正规军的“訾窳骄惰 。闻征调则惊号 。比至前敌 。秦、越、楚、燕之士 。杂糅并进；胜则相妒 。败不相救；号令歧出 。各分畛域”的情形相比 。迥然有别 。盖湘军军营之编制 。亦多按地域划分 。同队者多有戚谊关系 。或彼此世代为邻、守望相助 。今同上战场 。出生入死 。自然其亲有如“家人骨肉” 。这种军队团结坚巩 。不易溃散 。
第三 。湘军是以曾国藩个人为中心所组成的军队 。部将均由他亲自选拔而出 。如罗泽南、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李续宜等人 。原来都是默默无闻之辈 。经他赏识而膺重要军职 。这些人对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和胸襟气度都万分倾倒 。所以他们也只忠于曾国藩一人 。湘军中将官的赏罚黜陟之权 。实际上操于主将曾国藩手中 。因此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很浅 。甚至可以说毫无干系 。

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八年后,为何会说出“此贼竟无能平之理”的灰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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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八年后,为何会说出“此贼竟无能平之理”的灰心话？】当清朝腐败透顶的军队与新兴的太平军对阵时 。前者自然只有望风披靡的份 。将湘军与太平军相较 。二者都是有训练、有理想、有巨大凝聚力而复忠于个人的地方性军队 。仅仅是它们的目标、内容与领导人的性质迥然有别而已 。两军相战 。自是棋逢对手 。
湘军的成功经过了一段极艰辛苦斗的历程 。在十一年的殊死战斗中（咸丰四年到同治三年 。1854—1864） 。曾国藩因兵败自杀过两次 。预自杀者一次 。到同治元年（1862）时 。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上尚说：“细观天时 。默察人事 。此贼竟无能平之理 。但求全局不速决裂 。而余能速死 。而不为万世所诟骂则幸矣！”
同年他在写给友人朱尧阶的信上说：“逆回炽于秦中（陕甘回乱） 。有苗叛于淮上（捻军苗沛霖）；观其气象 。均非仓卒所能戡定 。即发逆老巢（南京）或能幸免 。亦将变为流寇 。贻祸南服 。”
曾国藩如此悲观 。自有原因：
一、清自入关以来 。封疆大吏与统兵大员绝少用汉人充任 。太平军初兴时 。奉命督办广西军事的钦差大臣李星沅并无实权 。实际统兵的向荣与乌兰泰（满人）便互相龃龉 。李星沅形同傀儡 。他报告朝廷“事权不一” 。希望皇帝给予实权 。结果大受申斥 。清廷对汉人的猜疑由此可见一斑 。据说湘军的捷报送到北京时 。咸丰皇帝大喜 。军机大臣祁寯藻进言道：“曾国藩以一匹夫在乡 。振臂一呼 。从者万人 。非国家之福 。”咸丰皇帝遂为之变色 。这一传说是否属实 。姑不必论 。不过事实上在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 。曾国藩并未有管辖地方之权 。所用关防亦系木制 。地方官吏因他不是直属长官 。更不与之积极合作 。清廷对他如此猜疑 。当然影响其军事行动 。
二、清代皇帝总揽军事指挥大权（由军机处负责） 。随时不顾前方军事实情 。任意调度军队 。决不让曾国藩有统筹全局和指挥军事的全权 。所以曾国藩曾对湖南巡抚骆秉章发牢骚道：“京师之人 。以耳为目 。动辄保奏特出办军事 。此事诚不知如何了局也！”他既要针对军情调度军队 。又得委婉曲折应付“以耳为目”的清廷 。其处境之尴尬 。自可想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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