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博峰拿着新签证跑了一圈 ， 才恢复了互联网和银行服务，但电信门店员工说旧手机号找不回来了，只能申请新号 。如果换新的电话号码，胡博峰需要告知所有联系人和采访对象 。为了避免这一问题，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对电信门店负责人反复诉说原来电话号码的重要性，并请这位负责人共进下午茶，才最终要回了原来的电话号码 。
胡博峰的遭遇并非个例 。在他驻印期间，法国等一些国家的采访人员也需要“每月延签” 。一名法国采访人员说，这和印度政府2019年突然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后遭多国批评有关，印度可能出于报复才对这些国家的采访人员实施了“每月延签”的政策 。胡博峰曾与印度外交部一名官员交流，希望后者解释“每月延签”的理由 。对方给胡博峰的答复是：“去问你的使馆（人员）吧 ， 他们清楚 。”这似乎暗示了印方的做法是一种外交报复 。
2020年3月，印度新冠疫情暴发 ， 全印进入为期3个月的封城状态，中国采访人员的签证也从“每月延签”改为每3个月延签，并且不必再跑政府窗口了 ， 可以拿到电子签证 。虽然仍然很不方便，但相比之前来说，境遇算是好了不少 。
2021年，胡博峰驻印任期结束 。回顾驻印3年，他表示，一半多的任期都因为签证问题受到影响 。胡博峰总结说，印度在签证问题上对中国采访人员的刁难，其特征是“不舒服但合法”，印方始终在本国法律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挖掘”所有能够让常驻采访人员“不舒服”的点并最大化地加以利用 。“印度的行为合法吗？合法！合理吗？绝对不合理！”胡博峰说 。
驻印采访人员真心希望安心工作
自2020年以来 ， 印度拒不审批中方采访人员赴印常驻申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12日表示，有的中方采访人员等待驻印签证已达3年之久，中国驻印度采访人员已经从此前的14人锐减至目前的1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称，中方最后一名驻印度采访人员的签证也已经过期 。一位原计划2022年驻印的中国采访人员向《环球时报》采访人员讲述了他的遭遇 。在向印度驻华使馆提交签证申请后，印度使馆通知这位采访人员去面签，但是之后等了一年多时间他也没有获得签证 。这位采访人员表示 ， 在自己向印度大使馆询问相关情况时，后者给出的答复是“正在办理” 。
印度与南亚问题专家马加力表示，前些年印度就在工作签证问题上限制过中国采访人员，但这次表现得更加无理和荒唐 。马加力称，印度的泛政治化倾向使得该国对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做出过限制，但由于新德里在情感上对中国存有芥蒂，所以他们对待中国媒体会更加“严苛” 。
“如果说采访人员是两国人文交流的纽带，那么常驻采访人员无疑是这条纽带上的‘平安扣’ 。”胡博峰说，驻印度的中国采访人员既要克服高温酷热等生活环境方面的挑战，还要不时面对交流或采访对象因为历史问题对中国产生的误解和不理解，而印度政府在签证问题上对中国采访人员的刁难，让他们的工作更为艰难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刘宗义称，两国互相派遣采访人员是为了更客观、详细地了解当地情况，让本国的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有据可依，所以印度驱逐中国采访人员的行为等同于“自毁耳目”，不仅亲手切断了自己的信息搜集渠道，还让双方在处理两国关系时面临误判的风险 。马加力认为，印度驱逐中方采访人员不会让它在处理对华问题上拥有任何优势 ， 反而会因沟通出现障碍给中印关系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
除了变相驱逐中国采访人员外，在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方面，印度也在开倒车 。刘宗义介绍说，新冠疫情限制放开后，一些计划访问印度的中国学者在办理签证时也遭到拒绝，并且印方没有给出明确理由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5月末则邀请了一些印度媒体采访人员来华参访，展现了对印友好姿态 。
刘宗义告诉《环球时报》采访人员，一些与他有联系的印度驻华采访人员表示 ， 印度官方不应拿中国采访人员“撒气”，这样只会造成两国关系的恶化以及决策误判 。在中国在采访人员问题上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后，有印度驻华采访人员表示，对中国非常不舍，这些年他们的采访报道给印度决策者和印度民众提供了关于中国的印度视角 。过去这么多年印度对中国缺乏了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通过西方媒体来看中国的 ， 这也令中印双方的交往产生了很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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