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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既是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变法的领袖，又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学者。他一生酷爱史学，是我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中在方志学上的研究与贡献，是其整个学术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人仍有启发意义。
最早提出“方志学”这一学科概念的是梁启超。他在清华学校授课时编写的讲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后收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中就有《方志学》一文。在文中，梁启超把方志学与史学、地理学、传记谱牒学等并列，其中第七章为“方志学” 。文中开篇就是最著名论断：“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由今日观之，可谓为方志为滥觞。”
图1：梁启超
他对方志的源流、演变、编纂理论等作科学研究，认为自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 。这时的方志，起源于历史，不纯属历史；起源于地理，也不纯属地理，这时的方志已逐步发展成一个比较独立的形态。
梁启超的“方志学”概念一提出，在史志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方志或方志学命名的方志理论专著，如吴宗慈的《修志丛论》、李泰棻的《方志学》等。可见梁启超提出“方志学”学科概念，明显推动了近代方志学的发展。
图2：《方志学》中的“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局部）
1924年，梁启超撰《说方志》，对我国方志的编纂方志理论进行研究。认为西晋挚虞所撰的《畿服经》和东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是我国方志的萌芽。称清顺治《河南志》为天下模式，雍正《浙江通志》为完善者，而陕西、山西的为最好，并赞誉康熙《邹平县志》、乾隆《历城县志》、章学诚及洪亮吉父子所纂的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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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说方志》局部
梁启超在《说方志》中还提到广东的新会、南海、番禺等县志，并指出道光《新会县志》在全国“称善” 。原文曰:“吾邑志失修已七八十年，最近者为道光《新会县志》，实黄香石（培芳）、曾勉士（剑）所主修，于全国诸志中称善焉。吾乡各县志，则同治《南海县志》，邑人邹特夫（伯奇）主修；同治《番禺县志》，邑人陈兰甫（澧）主修，皆一时之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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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说方志》关于广东方志的论述
1925年，梁启超在《龙游县志序》中极力赞赏《龙游县志》，并提出：“方志之学，非小道也”，“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有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借。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 。由此可见，梁启超认为史是从志出的，把方志视为编写国史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