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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古代中国的技工报酬更低:不利于制造业发展 。《国富论》认为,“中国和印度农村劳动者的地位与工资,都比大多的技工和制造工人高 。”与欧洲比较,“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术” 。斯密指出,这种工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相联系,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却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 。这里讲的是劳动者报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这种情况应该是真实的,中国古代到近代的工匠和手工业者,生活状况和工作环境往往是非常差的,特别是采矿工人和冶炼工人,往往是做最辛苦的事情,却获得最低的报酬,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制造业没有形成大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斯密认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学,则采用不同的计划,比较有利于农业,比较不利于制造业和国外贸易 。”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经济思想影响经济政策的作用,以及经济政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 。
对斯密所论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解
综上所述,斯密在《国富论》中从诸多方面阐述和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现象 。接下来,我们应该进一步理解三个问题,即斯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现象,斯密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描述是否客观真实,以及斯密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相关论述的意义 。
《国富论》写作的时代是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所以斯密不仅要利用英国和欧洲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背景材料,而且要利用当时的中国和印度等传统经济发达国家的背景材料 。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柯科迪,这是一个活跃的国际港口,聚集着各种经贸信息,他后来到过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伦敦和爱丁堡城 。1763年,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鲁德请斯密伴随年轻的巴克卢公爵游历欧洲,在图卢兹和巴黎度过了一段时间 。斯密的这种经历为他了解英国和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条件 。中国是作为传统经济极为发达国家的典型而进入斯密的研究视野,他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图书馆查阅资料以及传教士和旅游者的传闻 。斯密多次谈及:“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关于那里的水道公路工程的报告,大都得自少见多怪的旅行者和无知好谎的传教士 。”
《国富论》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描述,从总体上是符合事实的,而且是在重农主义思想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体现了他对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的肯定以及对封建王朝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抨击 。斯密多次谈到,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在公元10—15世纪早期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就高于欧洲;从13—18世纪,中国长期保持人均收入的稳定增长 。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和牛津大学史蒂芬教授的合作研究表明,中国在北宋的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在公元1300年之前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公元1400年前后被英国超过,公元1750年之前中国的生活水平整体上已经落后于西欧 。所以,斯密认为,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与马可·波罗的十三世纪末期到中国的记述几乎没有区别 。斯密在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对中国重视农业和经济繁荣的状况进行了描述 。斯密分析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是闭关锁国和劳动者报酬低,也是比较客观的 。马克思也曾经批评过中国历史上的闭关锁国和安于现状:“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从而演奏了一曲“奇异的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卷第71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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