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非线性的好处是观众不仅仅在观看一个故事，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有机会去思索这个故事 。当时间打乱后，其实是把当初的选择和后来的结果直接对比给观众，它会带来一种思索，而且会凸显一种宿命感 。
当原因和结果更加靠近之后，等于它们变成了一种并列关系，不论是宏观的历史，还是个体的生命，其中的宿命感会更加明确，因为非线性叙事是一种提炼甚至是结构过的素材，而不是素材本身 。
南方周末：《无名》选择的演员也很让人
程耳：没有，而且我觉得明星所谓的符号意义，对电影的叙事是没有帮助的 。我选择演员的基础首先还是从形象出发，第一要素是合适，没有试过说这个人不合适，我生硬地拍某一个明星 。其实在拍《无名》之前，我拍的演员年龄感都是偏大的，所以我一般拍的都是40岁左右的演员，所以也很难找到这个年龄段的新人 。
其实我知道的演员很少，所以我的选择还是从剧本出发 。何况无论是什么样的明星，在我们剧组就是一个演员，他所呈现的是在电影语境下的表演 。
这次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演员，每一个人却都是差异化的，生活经历和认知方面都有差异，但我的工作恰恰是需要让这些不同的演员的表演统一在《无名》的语境里，我们没有一个演员是跳脱的，所有的演员都非常好 。
程耳在拍摄现场 。（受访者供图/图）
“我们不可能要求观众知道他们想看什么样的电影”南方周末：你从业的二十多年里，尽管不算高产，但每一部电影的投资都在不断升级，投资和市场的变化对你的创作是否有影响？
程耳：当然会有影响，我拍《边境风云》的时候，整个投资大概只有900万 。只能尽可能地去完成最基础的叙事，很难再去追求场景或者人物造型什么的，随着投资的增加，在其它方便要做的努力就更多 。
南方周末：那会不会因此感到不自由，会有更大的压力？
程耳：这部分没有影响到我的创作，因为经济方面的评估在拍摄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真正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不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我并不因为投资变大而感到更大的压力，反而当初在拍成本低一些的电影的时候，我的压力是同样的，因为不论投资大小，我都需要为最终的结果负责，这是带给我压力的东西 。
南方周末：这部电影打出来的宣传语是说这是一部“超级商业片”，观众可以以买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选择一部电影，那你会有意识地去迎合他们吗？你如何看待所谓个人表达和商业诉求之间的张力？
程耳：我们说这是“超级商业片”，有玩笑和戏谑的成分在，但不论是我还是出品方，其实都在找这个平衡，最后还是做到了 。
其实，我觉得不论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或者你所说的个人表达的电影和商业诉求的电影，这些词汇都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艺术上并没有达标的艺术片，也不乏商业上不成功的商业片，所以我更愿意把电影分成好看不好看，或者严肃不严肃的电影 。我心目中的好电影，就是能够深入浅出的电影 。我其实一直在追求一种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朴素的情感的 ***。
至于迎合的问题，其实我们不可能要求观众知道他们想看什么样的电影，因为观众并不是拍电影的 。就好像苹果也不会问用户想用什么样的手机，他们一定是把产品做出来交到用户的手上 。所以我不太做所谓的市场调研，也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 。我能做的只能是以我的标准去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交给观众去选择 。
南方周末：你之前在另外一个采访里提到，觉得现在的观众在进步，这个“进步”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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