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被定格的历史也会日渐被封存：随着20世纪70年代电视的到来，客厅就从小型博物馆变成了小型剧院 ， 博物馆客厅则上了锁，在假日或贵宾来访时才打开 。
在这一历史变迁中，我们发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在时间的不断流逝中从“可见”到“不可见” 。首先是“可见”于客厅博物馆——例如展现在墙上的照片中，并能够影响后代，但这些“可见”也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变得“不可见”，这就是客厅博物馆转型为客厅剧场的结果 。
可以发现 ， “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游戏，有时是人为的“戏法”，有时则是不得已的时间流逝的“戏法” 。
纪录片《揭开伊斯坦布尔的面纱》（Istanbul Unveiled 2013）画面 。
第三 ， “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戏法，在帕慕克那里，得到了极好的解释 ， 即它取决于不同的观看角度：
（在我4—6岁那几年）假如我有理由抱怨，那是因为我无法隔墙观看；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看不见隔壁的房子 ， 看不见底下的街道……因为太矮，看不到肉贩拿刀在木砧板上剁肉，使我懊恼；我痛恨自己不能视察柜台、桌面，或冰激凌冷藏柜的内部……从小父亲带我去看的足球赛上 ， 每当我们这队岌岌可危，坐我们前方的每一排人便站起身来，挡住我的视线 ， 使我看不到决定性的进球 。
最糟糕的是离开球场时，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朝出口推挤的腿阵当中——由发皱的长裤和泥泞的鞋子构成的一座漆黑、密不通风的森林……（对伊斯坦布尔的成年人）我宁愿认为他们一般都很丑陋、多毛而粗俗 。他们太粗鲁、太笨重，而且太实际 。也许他们曾对另一个秘密世界略有所知，可是他们似乎已丧失了惊叹的能力 ， 忘了怎么做梦，这种残缺在我看来跟他们在指关节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内长出的恶心毛发恰为一致 。（帕慕克，2017：21—22）
作为孩童，他看不见一些东西（因为比较矮，也因为成年人的遮挡），例如“看不到肉贩拿刀在木砧板上剁肉”，足球赛上，“看不到决定性的进球”，这都使他感到懊恼 。但他同时也看见了一些成年人看不见或有意忽略的东西：因为比较矮 ， 在观球后退场时，他留意到成年人的腿部甚至以下 。我们发现，作为孩童的看见，与成年人的“看不见”是相勾连的 。孩童看见的东西可能不是成年人真正的“看不见”，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的有意忽略 ， 或是成年人丧失了“惊叹的能力” ， 这成为成年世界的一个残缺，就如同成年人“在指关节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内长出的恶心毛发”一样 。它们因为成年人的忽视而成为一个“秘密世界” ， 即便他们对此略有所知，也失去了去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那个世界对于成年人而言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
在这个“不可见”与“可见”的“戏法”中，我们发现“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界限的模糊和难以定义，因年龄、身高、立场等问题，“可见”与“不可见”处于一种动态的转换中 。
在这种转换的深处 ， 有一种发挥重要作用的情绪在活动，这便是“恐惧”或“担忧” 。“不可见”的东西让人产生恐惧、担忧和好奇的感情 。因为“恐惧”阻止了很多人去看，好奇之人或者可以“透过颓垣断壁看破窗残宇”，但也需要极大的勇气 ， 因为看见这些，不免心头“一股寒意”，它毕竟不是温暖的家庭聚会 。
帕慕克经常会留意伊斯坦布尔街上的“不可见”之景 ， 并产生一种恐惧之感 。譬如 ， 原来老旧木造的僧侣道堂情况，现如今共和国禁止这些地方作为朝拜场所：
如今多已废弃，除了街头流浪儿、鬼魂和古物收藏者之外没人会去 。这些房屋使我产生了相同程度的恐惧、担忧和好奇：当我从颓垣断壁外透过潮湿的树丛看破窗残宇时 ， 心头便掠过一股寒意 。（帕慕克，2017：33）
而这种“恐惧”或“担忧”还可能来自一种人们的有意隐瞒，乃至历史背后的暴力和压制 。对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可见”与“不可见”，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曾经的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之首都（但曾经的辉煌仅为今天的幻影和“幽灵”） ， 实际上今天人们看到的却是“寒酸、无力，更像乡巴佬”（帕慕克，2017：48）的城市，因此帕慕克也写到一种遮掩的思想，即希望夜色可以为这座城市遮羞：“随着夜的降临 ， 这两个走在回家路上、身后拖着细长影子的人，其实是在将夜幕披盖在城市上 。”（帕慕克，20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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