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价值形式如何理解艺术的真价值和伪价值并举例说明，价值的四个基本特性举例说明 _睿知

如何理解人的价值直的两重性极其相互关系
像一个商品，如何理解它的价值？要看放在哪里。一块玉如果不是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就是石头。如果被认识它的人发现，并雕刻成好的艺术品，那将是无价之宝。人也一样。如果得不到社会的妥善安置和认可，就没有价值。否则将难以实现其价值。如果安置得当，会被社会所接受。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因为不同的位置适合放置不同的人。每个人都是社会这台机器的一部分，不同的部分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不能简单的解释一个零件有多重要，因为即使是一个螺丝钉，如果它松动了或者掉了，都会导致整个机器失灵，这也说明这个零件虽然不起眼，但是价值不菲。所以，首先你可能要问问自己如何判断自己，然后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人往往高估或者低估了自己，结果就会错位，导致自己无法很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比如大学生毕业找工作的时候，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如果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就是就业压力很大。自从上了论坛，一直想谈一个话题：关于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缺一不可，两者不可偏废。否则生活中会出现很多不正常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规则，有的人表现得像表面一样，有的人则不像。士兵在战场上砸碎敌人的头颅，若干年后可能会说：“敌人的母亲谁来养？”这个想法；有的干部在台上大谈廉政反腐，做报告时慷慨激昂，口若悬河。受贿的时候，他们会心安理得，心安理得，以至于昨天市长刚刚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今天却被双规嘲笑.人类的双重性总是伴随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与错，好与坏，对与错，爱与恨——对当今网络时代人的一种研究。人们往往不愿意谈论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但他们喜欢在网络上或网络论坛上谈论这些事情。你能说这是一个虚拟世界吗？同事日日相见。然而，职场中有限的机会导致残酷的竞争，这种竞争鼓励彼此背叛彼此，勾心斗角。夫妻是最亲密的伙伴，但有些丑陋的东西却隐藏在对方面前。你能说这是真的吗？部分原因是爱得深，隐瞒善意，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缺陷。事实上，网络起到了知音的作用。很多网友对彼此没有兴趣，所以互相说实话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在意识形态上，正义与邪恶、理性与野性、真实与虚假、虚假与善良也无时无刻不在表现着人的双重性。如果把握不好，意识的反应会改写自己的人生。就论坛而言，网络言论和实际行为是两回事。文章写得很好，文字感人，行为却相反。言行上的巨人，行为上的小人，在生活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每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是靠自己的一篇美文或者做一两件有益的事情就完美的，而是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希望大家早日做回真实的自己。只要我们始终把握住人性二元性的平衡，我们相信人性好的一面会逐渐放射出灿烂的r 。
怎么理解艺术形式有高雅低俗之分？
1.艺术的本体和客体其实都是人，创作者和欣赏者都是以人为本的。所以，所谓艺术的“雅”与“俗”，其实都是人为的差异造成的！现在一提到艺术，我就脱口而出两个成语，“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分别对应雅俗。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两点：一是呈现形式的不同，二是受众群体的不同。以听觉艺术和视觉艺术为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公认的高雅，所谓的成功人士听的都是弦乐器，打击乐器，键盘乐器。再看看我们的民间艺术形式。东北有名的二人转，城市剧场，田间地头，随时随地都可以表演。内容是男女老少父母缺一不可，但也是可乐，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喜爱。但自称“知识分子”的人，却认为自己俗气，甚至庸俗！我们来看看画。没人的时候，大家都愿意看看《金瓶梅》，情色宫图，翻翻日本浮世绘。这是人的本性。但当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和卢浮宫，看着这些历史文物，虽然许多都是裸体的，但我们觉得气氛是宏伟和优雅的。什么是高雅，什么是低俗，其实都在人心！2.艺术的雅俗之分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个时候的高雅艺术，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低俗艺术。反之，此时被视为低俗的艺术，在当时可能会变成高雅的艺术。3.艺术上的雅俗之分在哪里？有这种想法的人，想法本身就落伍了！一切源于生活，经过提炼升华，高于生活！艺术高低与雅俗之分，仅指艺术家个人思想境界，与艺术作品无关！4.本来人们对艺术就没有什么雅俗之分，虽然艺术的内容和风格多种多样，但始终以愉悦人心、陶冶情操、提高文化素质为目的。没有网络媒体的时代的艺术绝对是高雅的，是“真善美”的表达。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网络媒体发展至今，艺术一直被低俗“污染” 。相信大多数人都深有体会。为什么曾经高雅的艺术会被“污染”成低俗？那是因为有人抓住了人们“享受精神生活”的人性弱点，从而诉诸欺骗和艺术的捷径，比如假唱表演歌曲，这在音乐艺术中是低俗的，至于绘画艺术和摄影艺术。
也是“低俗的重灾区”，古人的中国画画里就好像仙境一样，连画只虾看起来都是活生生的，而现在的中国画看到更多的只剩下墨水了；连“西学东渐”的油画艺术几乎都是以赤裸裸的人体画为主了，接着而来的是人体摄影，其实艺术从高雅到低俗，并不是因为出现了赤裸裸的人体艺术，要去承认人体绘画和人体摄影都属于人体艺术，只不过现在还没有个标准来衡量人体艺术的范畴，然而“赤裸裸的人体”却已经蔓延在人们的视线里，产能过剩就变低俗了。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没有高雅与低俗之分的，有的只是特定时代对艺术作品的认知度，有些作品可能因为当时的主流不认可，而导致真正的艺术作品被打压成“低俗”作品，而一些过时的，不适合时代需要的背追捧为高雅的艺术。，便产生了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又高于生活，但艺术又不能超然于生活之外。因此，艺术的产生必定要受到它所处的地域环境、社会和时代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于是在不同地域环境、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便有了不同的艺术。从本质上讲，艺术是没有高雅低俗之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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赝品可以有历史和艺术价值吗还是只是简单的伪作【一般价值形式如何理解艺术的真价值和伪价值并举例说明，价值的四个基本特性举例说明】由于赝品剽窃了原件的艺术创作和历史，因此只能是伪作。又由于伪作可以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进行仿制，这样赝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成了问题。所以只能当作一般的工艺商品来看待。只是它自身的制作年代和仿制工艺价值会差别于其它商品而已。
刘备向庞统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请举例说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除诸葛亮、关羽、曹操之外,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为理想的“明君”形象来塑造的。然而,现代的相当一部分读者、研究者对刘备形象却评价不高,甚至颇有非议。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备形象是“苍白无力”的。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罗贯中塑造刘备形象的得失,是一个关系艺术价值的问题。一、明君枭雄,一人两面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作为“明君”,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史书对这两方面都记载颇多。就“仁德爱民”而言,刘备大半生颠沛奔走,屡遭挫败,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而争取到了人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刘备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杀他,“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补充道:“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 。在他于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 。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此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他却答道:“吾不忍也”,当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 。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此安危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裴注特引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亦引此语,可见刘备之仁德有道,已得到历代史家的普遍承认。就“尊贤礼士”而言,刘备的表现尤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时为左将军领豫州牧、年已47岁、被视为天下大英雄的他,满怀诚意,三顾茅庐,恭请年仅27岁、无名无位、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的诸葛亮出山辅佐,留下千古美谈。隆中对策时,诸葛亮称赞他“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并非虚言。建安十九年(214)夺取益州之后,对于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其中益州名士黄权曾坚决劝阻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攻取益州时又坚守广汉,直到刘璋投降后方才归顺,刘备却不计前嫌,任命黄权为偏将军,信任有加;刘备称汉中王,兼领益州牧,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后,亲率大军伐吴,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后,黄权无法退还蜀中,又不愿投降东吴,只得率兵降魏;蜀汉主管官员为此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照样优待黄权的妻子。对此,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时由衷称赞道:“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另一位名士,荆州零陵人刘巴,与刘备作对的时间更长:当曹操南征荆州时,众多荆州士人都追随刘备南撤,刘巴却归顺了曹操;赤壁之战后,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欲与刘备抗衡;由于刘备及时夺得三郡,这一图谋失败了,刘巴无法回去交差,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却拒绝了,远远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为恨”;后来,刘巴由交趾辗转到达蜀中,当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他又一再劝阻;直到刘备夺得益州,刘巴才表示归顺。而对这位刘巴,刘备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进攻成都时,他就号令军中道:“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刘备称汉中王,以刘巴为尚书;法正去世后,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这些,充分表现了刘备作为开国君主的雅量。特别是章武三年(223)四月他临终之时,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还是陈寿在《先主传》末的评价比较公允:“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尊贤礼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 。比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攻心为上”的好主意,但他刚愎自用,丢失街亭,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非明君不能为。在这方面,就连素有“知人善任”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作为“枭雄”,史书记载也不少。所谓“枭雄”,意思是“骁悍雄杰的人物” 。刘备出身于早已败落的远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没有曹操、袁绍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为“赘阉遗丑”,虽然家庭名声不及袁绍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既有权势,又家资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进入仕途),也没有孙权那样继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盘,几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乱,群雄并立之时开创江山,没有几分骁悍之气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枭雄”恰恰是刘备的一大特色,成为当时许多人对他的定评。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刚去世,鲁肃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便称刘备为“天下枭雄” 。建安十四年(209),当刘备至京城见孙权时,周瑜曾上书孙权,亦称刘备为“枭雄”,主张将其扣留于吴。次年,周瑜卒,临终前上书孙权,又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 。这种骁悍之气,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冒险精神。刘备从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经常亲冒矢石,不避艰险。早年兵少力微,加之年轻,他动辄“力战有功”,“数有战功”,固属必然;赤壁之战时,面对生死存亡之机,他“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争夺汉中之役,他已59岁,手下兵多将广,但在“矢下如雨”之际,仍亲当矢石,奋勇向前,便可见其冒险精神,至老弥笃了。彭羕背后发牢骚时称他为“老革”(犹言“老兵”),正是反映了这一特点。二是机变权略。建安元年(196),兵败投奔他的吕布趁他与袁术相攻之机,袭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吕布求和,屯驻小沛,可谓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吕布被擒杀后,他随曹操至许都,可谓暂栖虎穴。建安四年(199),与曹操对食论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饰震惊之情,可谓随机应变。随后以截击袁术为名,离开许都,从此摆脱曹操控制,可谓见机而作。凡此,均可见其机变权略。三是坚忍不拔。在汉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刘备屡遭挫败,有时甚至败得很惨;但他从不灰心丧气,而是败而不馁,折而不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每每转危为安,终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抓住历史机遇,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些时候、某种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杀张裕之事。张裕原为刘璋从事,刘备入蜀与刘璋相会时,曾与张裕互相嘲弄,裕因刘备无须,戏称其为“潞涿君”(谐“露啄君”之音) 。刘备因其不逊,积怒在心。后因张裕私下对人说:“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这确是大为犯忌之言,刘备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诛之。诸葛亮上表询问为何要将张裕处死,刘备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这就有些强词夺理了。尽管这种霸道行径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刘备毕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专制性。纵观历史,那些在乱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为的开国之君,差不多都有几分骁悍之气。从汉高祖刘邦到唐太宗李世民,从宋太祖赵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称为枭雄。而在封建时代,枭雄与明君并非截然对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侧面。从公认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吗? 二、强此弱彼,有得有失罗贯中在描写《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时,以历史人物刘备为原型,同时根据封建时代广大民众对政治家的选择,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倾向,着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枭雄色彩。首先,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1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 。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2回) 。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语,见第11回) 。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20回) 。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 。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35回) 从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刘备寄居新野达7年之久。在他辗转奔走的前半生中,这算是时间最长、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刘备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批评,一面把人才置于战略的高度,努力求贤;一面更加重视争取民心,为重新崛起准备条件。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 。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混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第41回) 。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亲自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同上)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自觉选择,在《三国演义》写到的各个政治军事集团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庶、诸葛亮、庞统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尤其是对他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的描写,更是具有典范意义。历史上的徐庶,归属刘备的时间不算长,除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外,在政治、军事上发挥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云:“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曹公来征……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诸葛)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而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一见徐庶,便坦诚相待,拜为军师,委以指挥全军之责。在先后打败吕旷兄弟、曹仁之后,刘备更视徐庶为天下奇才。而当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囚禁,辞别刘备时,刘备虽然难以割舍,但为顾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应允。分别的前夜,“二人相对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刘备又亲送徐庶出城,置酒饯行;宴罢,仍“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骑马远去,刘备还立马林畔,“凝泪而望”,甚至“欲尽伐此处树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36回) 。这些描写,尽管主要是为“走马荐诸葛”和“三顾茅庐”作铺垫,却足以见出刘备求才之诚,爱才之深,颇具艺术感染力。对于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信任与倚重,《三国演义》更是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历史上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仅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而《演义》却以两回半的篇幅,精心设计,反复皴染,将“三顾”的过程写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刘备初见孔明,便屈尊“下拜”;听罢隆中对策,先是“避席拱手谢”,继而“顿首拜谢”;乍闻孔明不愿出山,当即“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及至孔明答应辅佐,又不禁“大喜” 。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细节,把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渲染得淋漓尽致。诸葛亮出山以后,《演义》又充分突出其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竭力强调刘备对他的高度信任与倚重。我在《忠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一文中分析道: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历史上的庞统,在刘备领荆州牧后归之,开始“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 。后经鲁肃、诸葛亮荐举,“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 。《演义》则在史实的基础上,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写庞统刚投奔刘备时,刘备以貌取人,仅命其为耒阳县令;一旦得知庞统半日了断百日公务,刘备立即自责:“屈待大贤,吾之过也!”及至看了鲁肃的荐书,听了诸葛亮的评价,刘备“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敬请庞统到荆州”,并“下阶请罪”,遂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第57回) 。如此虚己待人,不能不令贤士感动。这种君臣遇合,鱼水相谐的关系,乃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总之,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格的充分表现,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摆脱了以往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中刘备形象的草莽气息,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对于刘备的枭雄色彩,《三国演义》有意加以淡化,或者不写,或者来个移花接木。最明显、最容易被人想到的例子是“鞭打督邮” 。按照《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和裴注的记载,历史上鞭打督邮的本来是刘备。事情的经过是:由于朝廷下诏,要对因军功而当官的人进行淘汰。正在当安喜县尉的刘备担心自己用鲜血换来的官职也可能保不住;正好督邮来到安喜县,准备遣还刘备;刘备前往馆驿求见,督邮却称病不见;刘备一气之下,带人闯入馆驿,将督邮捆起来,绑在树上狠狠打了一顿;然后解下自己的印绶,挂在督邮的颈子上,扬长而去。历史上的刘备原本号称“枭雄”,性格刚毅,此时又年轻气盛,受到欺辱时自然不愿忍气吞声,这样做也并不奇怪。但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了把刘备塑造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移到张飞头上,这样既不损害刘备“宽仁长厚”的形象,又有利于突出张飞性如烈火、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可谓一举两得。本文第一部分剖析的刘备枭雄性格的四个主要特点,《演义》着重表现了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对其机变权略也有所表现,这里不作详论。如此安排,自然是为了有利于突出刘备的“明君”形象,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弊病:其一,强此弱彼,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其二,过分淡化刘备的枭雄色彩,无形中降低了刘备作为刘蜀集团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使这位历尽艰辛的开国明君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三、多重视角,成功形象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研究者的批评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意见。我们不妨对此略加讨论。批评之一:“形象苍白” 。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刘备形象的血肉不够丰满,个性化特征不强,显得比较苍白。确实,与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刘蜀集团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刘备形象是给人比较单薄的印象。其中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其一,作为一位“明君”,尽管《三国演义》对刘备的描写大多以史籍记载为基础;但从上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到,在“仁德爱民”与“尊贤礼士”两大特征中,其“仁德爱民”的历史依据和生活依据其实还相当有限。这就是说,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而言,刘备的“爱民”,更多的是一种愿望,一面旗帜,甚至是一种姿态,一个口号,而实实在在的行动,真真切切的利益却并不太多。算一算刘备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马倥偬,东奔西走:赤壁大战前,接连不断地征战,接二连三地挫败,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篱下,他基本上没有真正拥有一块巩固的地盘。赤壁大战后,建安十四年(209)始称荆州牧,拥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领兵入蜀;建安十七年(212)借故进攻刘璋,经过两年征战,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与孙权争荆州,二十二年(217)又与曹操争夺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据有汉中,但不久便失去荆州,损失头号大将关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称帝,七月便率军伐吴,次年遭到惨败,再过一年病卒。可以说,他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实践“仁德爱民”的主张。再进一步说,即使他有足够的机会,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其“爱民”也只能是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不可能真正达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艺作家对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难以在小说中把刘备的爱民写得足够生动感人。其二,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除此之外,在刘蜀集团诸人物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乃是关羽。至于刘备,虽系刘蜀集团的领袖,却主要是承担“明君”的道义责任,而少有富于个性的言行举止。这样的刘备形象,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给人以“扁平”的感觉。其三,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作者有意强化刘备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枭雄色彩,不仅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使他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这样,要想把刘备形象塑造得象诸葛亮、关羽、张飞那样活灵活现,就难乎其难了。应该说,罗贯中在塑造刘备形象时,因过于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艺术的辩证法,结果欲益反损,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未能充分彰显。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在缺乏足够的艺术积累的情况下,罗贯中能把刘备形象写到如此程度,已属难能可贵。只要把《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三国戏、《三国志平话》中的刘备加以比较,便应该肯定罗贯中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批评之二,“长厚似伪” 。持此看法者不少,影响也很大,对此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 其一,目的与手段、功利追求与道德向往的矛盾,使刘备难以避免“似伪”之举。作为一代英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刘备要想兴复汉室,统一全国,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据者都像陶谦那样以礼相让,就只能夺取版图于他人之手。既要夺取,机巧权谋都是少不了的。试以取益州为例。早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制定了“跨有荆、益”,伺机两路北伐的战略方针①,这关系到刘备集团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奋斗目标。而在占据荆州之后,刘备对是否夺取益州曾经有过疑虑: (庞)统曰:“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庞统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报之以义,封为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当铭肺腑。” 事情很清楚:刘备要么坐守荆州,不再进取;要么入主益州,取而代之。而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那对刘备集团将是大大不利。所以刘备采纳了庞统的意见。而在益州真正夺到手时,面对刘璋这位软弱无能而心地还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刘备不可能毫无内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65回)这正反映了政治领袖人物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常有的矛盾心态。为了争取人心,他们可以爱民,可以敬贤,却不可能对竞争对手处处“长厚” 。这里无法完全避免诈伪,但如果一概斥为“诈伪”,就未免太偏激了。其二,《演义》对刘备爱民的描写,确有过头失真之处。如第41回写刘备携民渡江,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不绝,刘备不禁大恸,这是合乎情理的,与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但作品紧接着写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这就太过头了,反而显得不真实。作者一心想美化刘备,但夸张过分,却反而造成了“似伪”的不良效果。其三,《演义》第42回写赵云将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刘备手中,“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后人对此时有讥刺,民间甚至有“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的俗语,似乎这也是诈伪。其实,在古代争夺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将有时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在遭受当阳之败时,“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 。《演义》的描写,可以说是这一史实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观念有异,乱世英雄与普通百姓的选择不同,对此不宜作简单化的负面理解。

美学原理课程问题: 自然物(自然景物)的审美价值是否有等级分别，请举例说明一、文学批评的意义文学批评是在文学接受的基础上，以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文学活动。文学批评与文学接受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与内在融通。文学批评既是广义的文学接受现象的一部分和文学接受活动的一种表现方式，同时它又是文学接受过程的深化与高级形态。(一)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影响从文学批评与作家的关系来看，文学批评对作家具有规范、引导的重要作用，是社会对文学作品的主要反馈形式之一。批评家是通过具体作品的阅读研究进而认识、了解作家的；同样，他也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品评、分析影响作家的创作。由于批评家具有较为系统的知识修养与理论背景，他往往站在比作家更高的视点上，帮助作家更深入地认识自己的作品，提高文学创作的自觉能力。批评家对作家的了解有时胜过作家本人，他能够深入作家内心世界中潜意识与不自觉的层面，发现作家自我认识的盲点和被遮蔽的东西。批评家对作品深层意蕴的发掘也往往是作家未想到的却又是富有启发性的，对作品艺术价值的评估也由于置放到更大的文学系统中去考察而更显客观、中肯。因此，批评家对作家艺术潜力的确认、创作道路的总结、发展方向的建议能够起一定的规范与指导作用。古罗马的著名批评家贺拉斯曾用磨刀石与钢刀比喻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他说：“我不如起个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虽然它自己切不动什么。我自己不写什么东西，但是我愿意指示(别人)：诗人的职责和功能何在，从何处可以吸取丰富的材料，从何处吸收养料，诗人是怎样形成的，什么适合于他，什么不适合于他，正途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歧途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去处。”②这就是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创作的功能。在文学作品大规模机械复制的时代，作者与读者事实上是互相隔绝的。也就是说，接受者大众对作品的理解与评价难以反馈给作者，对他产生影响与压力。文学批评则是社会反馈的主要和有效形式之一，将作品所激起的读者反应与批评信息传递给作者。批评家——————–① 《批评的诸种概念》，lgljll文艺出版社新1988年版，第“页。② ((~-51e》，《(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3页。首先是一个普通读者，但他拥有的职业眼光和掌握的尺度又使他代表着一定的读者群及其社会性共识。而且，文学批评一般是以文本的形式见诸媒体的，它既通向作者也为读者大众所知，它预计到读者的反馈并常常以读者的代言人自居。这使文学批评通常具有公开的对话性质与丰富的社会反馈内涵。’(二)文学批评对接受者的影响从文学批评与接受者的关系来看，文学批评可以帮助接受者深入理解作品，对接受者的文学价值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塑造作用。文学批评是加深接受者与作品沟通的桥梁。文学作品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产品，它本身·具有的价值只有在消费、接受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作品首先要为读者所理解。一些艺术创新的作品，一些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作品，一些超出读者阅读经验和高出于读者审美能力的作品，一些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才能把握的古代与外国作品，接受者往往会产生或多或少理解上的障碍。这就需要文学批评的中介，帮助接受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匈牙利文论家阿诺德·豪泽尔说：“没有中介者，纯粹独立的艺术消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然就是一种对艺术才能的神化。艺术风格越是发展，艺术作品新奇的成分就越是丰富，艺术消费者对作品的接受就越是困难，这时就越需要中介者的参与和帮助。”(0批评家以他的学识与经验，充当着文学接受的中介者角色。，文学批评还对接受者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起着塑造作用。批评家常常通过推荐作品、确立经典，帮助读者选择阅读的作品。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鱼龙混杂，读者往往先从介绍、评论文章中获取关于作品的先期信息，然后决定是否值得阅读与阅读什么。对于有害的作品与作品中的消极因素，文学批评也能起到预警与防范的作用，提醒不良的倾向并指导正确的阅读。鲁迅说： “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②批评家划分作品的等——————-① 《艺术社会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② 鲁迅：《准风月谈·关于翻译》，《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级、指出作品的优劣，也就是在传播他的文学价值观念。读者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趣味，一方面受作品的熏陶，另一方面也受文学批评的引导与塑造。把接受者大众的审美价值观提升到经典文学作品的水平、接受活动中艺术再创造的层次和批评家专业的眼光，这也是文学批评担当的责任。(三)文学批评对社会的影响从文学批评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文学批评通过作品的分析、评价表达出某种价值观念与理想，从而对社会发生实际影响。文学批评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时，必然要提出一系列的概念+观点，在其背后则有一定的学说依据与理论支撑。这些观点、理论既有艺术的、审美范畴的，也有文化价值观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从后者来说，文学批评是一种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深刻联系的批评话语，它通过与作品及其作者进行意识形态对话的方式张扬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作用。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托多罗夫曾论及他称之为“投射”的批评方法，即一种以作者、社会和批评家感兴趣的其他对象为方向、穿越文本的阅读方式，某些心理学批评或社会学批评都是在批评上采用投射方法的实际例子。事实上，任何批评都或多或少包含着批评者价值理念的主观投射，都或显或隐地渗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因素。即使是托多罗夫提到的“非投射”的“英美新批评派”，其批评也并非是纯形式与纯审美的，而是关注于“隐喻”及其文化内涵与社会价值。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话语；往往通过对文学作品思想意义的揭示和对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理论背景的分析来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念，发挥其社会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莎士比亚作品的评价，列宁对托尔斯泰作品的分析，别林斯基对普希金、果戈理作品的研究，鲁迅以杂文形式展开的文学批评，都表现出意识形态评价的效能。由于他们的观点不是用抽象的理论形式写出的，而是借助于作品人物、情节的形象分析，因而能够传播得更广、更深人人心。二、文学批评的方式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的历史不仅与文学同样悠久，而且，文学批评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一样，都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学产品的主要形式之一。有着一定造诣的批评家在文学舞台上可以扮演与创作作家同样重要的角色。然而，文学批评方式与文学创作方式是不同的，它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要求。正确的文学批评方式能够生产出好的批评作品，反之，不正确的批评方式将导致不合格或伪劣的批评作品。尽管文学批评的具体运作因人而异，但批评家在批评方式的掌握上却体现出一定的惯例与规范。一般而言，文学批评的方式应包括以下三个要点：(一)审美体验欣赏与体验，即批评家首先要成为接受者，要对作品产生审美体验。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与艺术形象来表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因此，进行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文学批评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对象的这一特征。也就是说，批评家应该以文学的方式阅读文学作品，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与体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合格的文学接受者都能够做到的，批评家首先应该做到。当批评家象普通读者那样进入阅读、欣赏的角龟，在作品的形象世界中产生由衷、真切的审美体验之后，他才拥有了批评作品的权利。脂砚斋是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第一位批评家。他的批评富有真知灼见，却又处处与作者感同身受，与作品中人物息息相通，在阅读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和审美体验。试举几例：在第五回“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眉批云：“奇笔摅奇文。作书者视女儿珍贵之至。不知今时女儿可知余为作者痴心一哭——又为近之自弃自败之女儿一恨!”在第二十六回黛玉“越想越伤感，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旁批云： “可怜杀!可疼杀!——余亦泪下。，’在第二十七回·《葬花吟》上眉批云：“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①脂砚斋的一哭一恨、又怜又疼、再三回味、身世两忘，显示出他进入了欣赏作品的佳境。脂砚斋的批评之所以被后人一再引用与研究，除了他究竟是何人及他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是个谜之外，还因为他的批评是以真切的审美体验为底色的。因此，批评家应该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与审美感受能力。一个艺术感受力迟钝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好的批评家的，因为他对作品审美价值的判断是大可怀疑的。普列汉诺夫说：“只有那种兼备极为发达的思想能力跟同样极为发达的美学感觉的人，才有可能做艺术作品的好的批评家。”②那些虽具有一定的审美欣赏能力却又跳过审美体验阶段、脱离作品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分析而对作品价值乱加评判的人，是谈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的。(二)理性分析理性分析，即批评家要跳出一般的接受过程而以冷静的审视目光对待作品。文学欣赏与审美体验的主要特征是感受性。它以个人主观感受的结果为依据。即使含蕴着理性认识，也带着个人体验与情感的印记。因此欣赏与体验允许个人偏爱的存在。文学批评虽然也必须首先感知艺术形象，对艺术形象进行审美的把握，但它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认知活动。批评的目的是要对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作出较为客观的认识与评价，这就需要它从偏于感性的欣赏与体验上升到理性的分析与评判，要考虑和关注作品在读者中唤起的普遍的接受效果与社会反应，要限制个人偏爱与情感倾向在批评中的干扰或支配作用。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说： “批评是科学。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① 《脂砚斋甲戍抄阅再评{石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2、208、223页。② 《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1期，第104页。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①人们通常把文学批评归人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范畴，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分析与认知活动。如果说欣赏和体验是对作品“人乎其内”，那么理性分析就是“出乎其外” 。批评家既要像一般读者那样人乎其内，还要从专业的角度出乎其外，以冷静的理性眼光分析作品。《红楼梦》第48回有香菱谈诗的情节，她说：“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乙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章再找不出两个宇来。”香菱基本上还停留在欣赏与体验的层次，‘未进入理性分析，具体表现在讲不出“直”字的好处。对王维的这一首《使至塞上》，批评家叶维廉却能从理性高度加以阐释： “文字向内凝缩，意义向外延展。举王维的另一种表现的例子：大漠孤烟直。虽然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景的描摹，但我们无法将之视为表面的景，它伸人烟以外的事物，和历史的联想里。首先，漠大，但是空的，除了烟以外，别无其他形态的生命，而‘烟’因‘直’字而具躯体之实。‘孤’不只是‘独一’的意思，因为连风都停止了，亦是说，没有任何活动，所以又是‘孤寂’与‘寂’ 。但在‘孤寂’、‘寂’中我们因为‘烟’的活动而引向我们虽然看不见听不到，但却感得到眼前的景物之外的活动：边地的战伐、戍卒的怨声、风沙的翻腾……”②这段话包含着词与词、景与景外、文字与意义等多重关系的理性分析，体现了对作品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