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如何看待司马迁的行为，怎样看待司马迁的修史资格问题 _睿知

如何评价司马迁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参考，反映真实的历史，这是很有价值的。本着纪实的精神，司马迁对人物的选择不是基于他的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基于他的实际行为。比如他写了很多游侠、商人、医生、卓越倡导者等下层民众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各有千秋。司马迁开创了“以一个人为故事载体”的写作方法，总是讲述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强调自己‘做人’，注重其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在传记中，他通过将自己的观点置于客观事实的叙述中，表达了对人物的爱恨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很同情他，以极大的热情写出了这个失败的英雄。他赞扬项羽的勇敢，并批评他缺乏野心和残忍。但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未置评，但他对项羽爱恨交加的态度却在叙述中表露无遗。这就是司马迁传记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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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如何看待司马迁的行为，怎样看待司马迁的修史资格问题】1.力求真实。司马迁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写史记，实录精神是他最大的特点。他笔下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史实被反复核对。早在二十岁的时候，司马迁就离开了都城长安，游历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名胜古迹，了解许多地方的许多历史人物的轶事、风土人情和经济生活，开阔了眼界和胸襟。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文笔之直，事之核心，人之美，不知恶，故为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是公正的，史实是可靠的，自由地说好话，不隐瞒坏话。这就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详实的史料记载。司马迁要坚持‘记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下来，这就必然会产生‘禁忌’的问题。但他在为人物立传时，并不拘泥于传统史籍的约定俗成，而是记录自己对史实的思考和感受。从最高皇帝到王公贵族，再到王公大臣，再到地方诸侯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和光辉的一面，但重点是揭露他们的颓废、丑恶和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是揭露了汉朝统治阶级的罪恶。虽然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司马迁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过失。他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祭祖求仙活动的虚妄。《封禅书》年，他生动地描述了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长生不老药的荒唐无聊行为。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参考，反映真实的历史，这是很有价值的。本着纪实的精神，司马迁对人物的选择不是基于他的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基于他的实际行为。比如他写了很多游侠、商人、医生、卓越倡导者等下层民众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各有千秋。司马迁开创了“以一个人为故事载体”的写作方法，总是讲述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强调自己‘做人’，注重其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在传记中，他通过将自己的观点置于客观事实的叙述中，表达了对人物的爱恨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很同情他，以极大的热情写出了这个失败的英雄。他赞扬项羽的勇敢，并批评他缺乏野心和残忍。但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未置评，但他对项羽爱恨交加的态度却在叙述中表露无遗。这就是司马迁传记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2、明确的爱恨情仇司马迁明确的爱恨情仇在《史记》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高度评价了秦末的农民起义。出身贫农的陈涉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但司马迁把他列为“贵族家庭” 。一个封建历史学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公元《史记太史公自序》年，他将陈涉与古代著名的皇帝——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他明确指出，只要封建帝王专制、肆无忌惮，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农民军虽然没有成功，但在秦末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最终推翻了秦朝无法无天的统治。陈涉的第一次起义和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吴四的举动是完全积极的。司马迁还赞扬了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当年出游时，他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部的汨罗江，在江边瞻仰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悼念对司马迁影响很大，他的脑海里深深地印上了屈原的诗词和人生经历。他在写《屈原传》时，认为屈原可以与日月争光，愤怒地谴责楚国贵族统治者不分忠信奸诈的丑恶行径。当时，司马迁还参观了舜的墓地，在湖南省零陵县
后来在写史记的时候，在《五帝本纪》中写到舜，赞美他忧国忧民的高尚品质。司马迁还高度赞扬了《还原石》和《会和》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在史记中，司马迁还赞扬了那些为了抗奸而置生命危险的刺客，以及那些救死扶伤、英勇善战的游侠。比如荆轲，‘潇峰Xi韩笑，壮士一去不复返’，为了报燕王燕丹之恩，不惜独自刺死秦王，最终鲜血溅到了秦婷身上。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大胆赞美，其实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人民抗奸欲的欣赏。司马迁记录了名医扁鹊和宇易有益于人民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在司马迁心中，他们远比某些诸侯高贵。司马迁也深刻认识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从：010年到30000年，有十个残酷无情的官员，其中包括汉武帝的九个臣子。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但是‘唐是个骗子，他用智慧跳舞保人平安。他从小官做起，无所事事，与富甲田家和长安的御翁叔有私交。所谓‘无所事事’，就是空手而归。下面介绍一下张汤做小官吏时的降服百姓的战术。张汤获得了权力。
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 。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3、史家绝唱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 。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司马迁如何看待屈原司马迁是很赞赏屈原的，屈原投江的行为在太史公眼中有殉道者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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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看待司马迁的生,屈原的死?择生与择死——屈原与司马迁作者：张曼菱读屈原和司马迁的故事，是在儿时。儿时读历史，不知“史是史，我是我”，总把自己比将进去：遇此情境我当如何？但正是这种类比，却凝睇着一种世界观的奠基。这种思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它令我出入古今，给我一生的精神滋养。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一人独有。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思考存在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萦绕着我。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 。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尽忠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 。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别无选择地献身，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他不能承受楚国亡国的事实。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 。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唯一的选择。他把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屈原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侵入受辱而死的。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的独立的死。“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悲吟着，高歌着，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词——视死如归。“浩气还太虚”，回归自然。中国人承认自己是从自然中来的。精、气、神为天地所化。死，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之气归于造化它、养育它的泥土和流水。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身为史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而已。他要完成千古史记。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它是以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虽物换星移，却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史记》之功，可谓“再造”了中华民族。“生？还是死？” 莎士比亚的名句，令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成为西方“择生择死”思考的典型形象。西方人弃生取义的意识，与东方有异。他们更重视“生”的权利与个人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的大生命的一环。舍小取大，故有欣慰之感。有时，中国人甚至将“生”看作是比“死”更难的事情。有一个“退麝投岩”的故事。麝鹿被猎人追杀无计时，会跑到岩边，将自己身上的麝香掏出，搓入泥土，归还大地，不令猎人所得。然后，投岩而亡。这是对文化人的生命与使命的庄严比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欲灭亡中国，尤其要扑杀我民族的精英。西南联大的诸教授们跑到了云南。这正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岩边”，他们将自己的麝香掏出，哺育后生，还给中华，以雪国耻。同时也准备好了暂不投降。这个比喻，正是发自内心与行为，而非只是课堂上的高调。好一个“退麝投岩”！在此，一部西南联大的历史，已将“择生”与“择死”糅在了一起，这是司马迁与屈原的统一。择生与择死的思考，构成一个人、一个民族隆起的脊骨。没有这伟大的设计，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祖宗给了我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的中国，生人走到死界边，冥冥之中的灵魂也来与生人相逢。中国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小生里，还要活进五千年的历史里，活进无尽的未来中。这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为漫长和浩淼。
如何评价司马迁的《史记》1、力求真实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2、爱憎分明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 。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 。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3、史家绝唱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 。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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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司马迁的评价评价：1、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 。“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2、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3、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4、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5、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6、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扩展资料：史记得传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