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 年曹丕称帝开始，到公元589 年隋文帝杨坚灭陈统一中国，经历了360 余年 。在这期间战乱频繁，朝代更迭，社会动荡 。在哲学思想领域，打破了儒家的大一统的格局，佛教融入、道教盛行、玄学兴起 。就医学领域而言，在中医基本理论框架初步确立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界重视临床实效、注重师承家传、推崇医学的经验性、实用性、及个性化等特点尤为突出 。本文所统计的数据主要源于《宋以前医籍考》《隋书·经籍志》《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中国医籍大辞典》《中医学术发展史》等医籍所记载的医著医家 。从这些医著、医家记载中探讨分析医家的学术特色 。  参考资料 1 医著、医家概况         据初步整理，魏晋南北朝有书名记载的医著共计496种，其中现存的仅35种，且大部分是经后世辑佚发掘出来的，可见医籍亡佚情况较为严重 。这些书籍据其书名及内容可大致可分为医经类、本草类、方书类、针灸类、养生类等 。魏晋南北朝医家有史可查或有著作可寻的，共有220人，其中有著作者119人，有传采访人员126人，这些医家应该是当时较为杰出者，他们或任官职，或在民间医术高超，或撰有医著，或世代家传，各具特色 。此外，还有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地为平民百姓治愈疾苦的医家未被历史文献所载，他们也同样作出了贡献，推动着医学的发展 。因此，本文只能以点带面作些简要的论述与分析 。  2 医著特点分析 1 方书大量涌现         在近500 种医籍(包括现存与已佚)中，医方类书籍占到30％以上，其次是养生及本草类书籍 。方书的大量涌现，是这一时代医学的显著特点 。从存留下来的方书内容中可见，方书记载了当时治疗疾病最先进的方法，最实用有效的组方，以及对疾病的认识与见解 。可以说，一部方书就是当时一位医家的精心总结，这里既有个人经验，也有汇集其他医家的、来自民间的良方，在战乱频仍的年代，直接从方书中找寻治疗方法，最为快捷有效，因此这一时期医学理论方面的医籍相对较少，医家大多记载个人的医疗实践经验与体会 。同时，这一时期大型方书较少，像《范汪方》不过109卷，已算方书中翘楚，相对而言短小精悍的方书较为集中，如《集验方》、《小品方》不过十数卷，却流传甚广 。同后世唐宋明清的方书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书在数量上规模上均无法启及，但论其内容的独特性、新颖性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的确值得称道 。  《小品方》，方书名 。又名《经方小品》 。十二卷 。东晋·陈延之撰 。        所以笔者认为方书大量涌现，以个人经验为主，正是这个时代医著及医家的一个显著特点 。  2 专科医籍益趋成熟         从周代医学分科开始，《汉书·艺文志》中《方技略》分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四种 。到魏晋南北朝，医学分科愈趋明显，专科医籍大量涌现 。分析书目可知，医籍以专门疗小儿疾病命名的有《王末疗小儿杂方》《小儿用药本草》《徐王小儿方》《疗小儿丹法》等7部；专门疗妇人疾病、孕产的有《徐文伯疗妇人瘕》《范氏疗妇人药方》《妇人胎藏经》《疗妇人产后杂方》《推产妇何时产法》等18部；治疗眼疾、耳疾的有3部 。在为数众多的方书中还有更多、更详细的各科疾病的治疗方法 。另本草类专著约占总书目近15％，养生类专著约占总书目近25％ 。这个时期外科急症发展更是日臻完善，在战乱频繁的时代，外伤跌打不可避免，瘟疫灾祸时有流行，这就使当时医家对外科急救方面的经验较为丰富，促进了这一学科的学术发展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医书，当时分科有小儿科、产科、妇科、痈疽科、耳眼科、伤科等等 。专科划分趋于细化，也是医学进步的一个标志 。  3 “寒食”、“解散”类医著风行         服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 。明确以“寒食”命名的医著有17 部之多，另外还有“解散”类书6部 。如《太一护命石寒食散》、《寒食散汤方》、《解寒食散方》、《寒食解杂论》等 。关于对服石的专门研究已有不少，有说服石源于何晏，如皇甫谧说：“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 。”，服石有一定的疗效作用，在依据病患具体情况下，合理选择运用，可以治愈某些疾病 。        到魏晋时代，在上层贵族倡导下，世人风行服石，以服石为荣，导致滥用成害，产生种种严重的后果，因服石致残、甚至丧命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减轻、解决服石的毒副作用，成为当时社会的特点，因此，各种解散服石之毒的医籍也纷纷应运而生 。服石、解散类医书是这一时代独特的产物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服石，甚或炼丹等现象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些决不是中医的特色所在，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我们应以史为鉴，正确评价服石之风的历史功过 。  4 佛教医学著作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至魏晋南北朝发展到一个高潮，佛家与儒家、道家之间的论争、渗透与融合，使佛教与医学逐渐结合 。这与佛教本身教义亦相吻合，行医即是行菩萨道，拯救受苦众生，不仅提供心灵上的寄托，而且切实能帮助民众解除疾苦，也正是基于这两点，使佛教在魏晋南北朝近400年中得到长足发展 。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佛教医学著作，如直接用佛教词汇命名的医著共有18部，这些书目中分别有“龙树菩萨”“婆罗门”“耆婆”等佛教菩萨的称谓，或直接以僧人作者命名 。比如有((龙树菩萨马鸣菩萨秘法》《波罗门诸仙药方》《龙树菩萨药方》《释僧匡针灸经》《僧深药方》等 。这类书数量虽然不多，但佛教菩萨的称谓却在众多书目中非常明显，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 。此外也有道家特色的医书，但相比较之下没有佛教医著那么鲜明 。还有本草类、养生类医书也是数目庞大，这与浩瀚方书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与各类专科、专著并存的还有带有巫术色彩的符咒等书，如《老子石室兰台中治癞符》 。  3 医家特色分析 1 医学世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世家大量涌现，成为这个时代医学特色之一 。例如久负盛名的徐氏世医，从徐熙开始，子孙遍及黄河以南的大江南北，世代相传历经八世 。徐熙，南朝宋濮阳太守，好黄老之学，有道士授以医术，遂精于医 。徐熙有子徐秋夫，徐秋夫有两子徐道度、徐叔向，道度长子徐文伯、次子徐謇，叔向子徐嗣伯，文伯子徐雄，雄长子徐之才、次子徐之范，之范子徐敏恭等均精于医术 。他们出入刘宋、南齐、北魏、北齐的宫廷，为王室和士庶诊治，屡获奇效 。徐之才不仅善医术更博识多闻，被封为西阳王，“徐王”之称自此开始，后弟之范袭之，又传其子敏恭，从徐熙算起到此为“徐王八世” 。姚氏，姚菩提，梁高平令，梁武帝召与讨论方术，言多会意，颇为礼待；子姚僧垣，传承家业，医术高妙，周宣帝时被封为长寿公，授予太医下大夫；僧垣次子姚最，习医十几年后，略尽其妙，治病效验甚多 。崔氏，崔或少逢沙门，教以《素问》、《甲乙经》，善医术，广教门生，令多所救；其弟子赵约、郝文法均有医名；或子崔景哲亦以医术知名，仕魏太中大夫司徒长史；景哲弟崔景风，位尚药典御，景哲子崔同仕魏为司空参军，齐天保初年为尚药典御 。王安上、王显父子，王安上少与李亮同师俱受医药，子显虽以医术自通，而明敏有决断才用，宣武帝召其撰药方35卷颁布天下，以疗诸疾 。许爽、许澄父子，许爽仕梁为中军长史，与姚僧垣齐名，子澄有学识，传父业尤尽其妙，历位尚药典御谏议大夫 。褚该、褚则父子，该幼而谨厚，尤善医术，仕梁历武陵王府参军，性平和，但有请教者尽其医术以传授，子则亦传其家业 。还有周澹、周驹父子，殷浩、殷仲堪叔侄等均医术相传，为医学世家 。  《甲乙经》           医学世家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当时之医家崇尚直接的诊疗经验总结，在理论上并不作深入探讨，却注重在名师指导下亲身体验、亲自实践 。这样后生晚辈学习医术，就必定要走拜师学艺之路，因此，私传授者较少，这为世医传承的方法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是当时纸张价格高昂，是宫廷贵族的专用品，这对于医学著作的传播也较为不利，故学习医术还是要靠言传身教；第三是魏晋南北朝时，虽然儒学式微，但孝道仍为世人推崇 。医家有不少是出于行孝而世代业医 。比如《北史》中对于许道幼的记载有“道幼常以母疾，遂览医方⋯⋯诫诸子日：为人子者，藏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由是遂世相传授 。”这段话足以表达了当时世医象的共同心声 。第四，当时的家族教育为世医现象提供了主观条件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家族教育相当兴盛的时期，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当时官学与儒学教育衰微，不是人们步入仕途的门径，官吏均是通过九品中正制选拔而来，这种选举很注重门第，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所以当时家族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人物的显赫地位和影响力 。医学世家也是如此，子承父业最为普遍，甚或朝廷会命名医之后代承其家学，所以在这种环境下自然而然地发展成庞大的世医体系，同时使家族的利益得以保持和发展 。  2 医教合一         经过两汉的确立、发展，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已壮大为全国性的大教，与儒、佛成三足鼎立之势，许多医家既笃信道教又广施医术，使得医教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西晋葛洪，他出身江南士族，又受道教的深刻影响，一生著述甚多，既是一位儒道合一的宗教理论家，也是一位从事化学实验和医疗活动的医学家 。其所撰的《抱朴子·自叙》称其《内篇》属道家，《外篇》属儒家，更是言之凿凿 。又如南朝齐梁问陶弘景，他脱去朝服隐居旬曲山修道，从事医药养生方面的著书，现存有《本草经集注》、《补阙肘后百一方》、《养性延命录》等 。至梁武帝时，因武帝非常相信佛教，为了迎合武帝又皈依佛教，因此，他的弟子中既有道士又有僧侣 。再如晋·蔡谟，《医部总录》中称他儒道自达，治理地方很有成效，既有道家，又爱好医学；还记载有慧龙道人，善于治疗眼病等等 。  葛洪   陶弘景         佛教的影响也同样广泛，略举数位释门医家如：支法存，晋时岭表僧人，是当时医学传记中记载较早，最负盛名的一位僧人医家 。其少以聪慧入道，长以医术擅名 。自永嘉南渡，晋朝士夫不习水土，皆患软脚之疾，多有遭考，惟法存能拯济，遂天下知名 。至南朝宋时，又有僧人释深，又称深师，以医术鸣，善疗脚冥病，当时所服，并撰录支法存等诸家旧方三十余卷，经用多效 。此二人如此善治脚更之病，可能与佛教医学中载有专病治疗方法有关，以致屡试不爽 。另有僧人释僧匡善针灸，著有《针灸经》；释道洪、释慧义对寒食散颇多研究，并有专著《寒食散对疗》、《寒食解杂论》；释昙鸾广泛搜集治疗方法汇于个人编撰的方书《调气方》之中，以调心练气善摄养而名满魏都 。僧人行医的记载自魏晋南北朝开始不断涌现 。  昙鸾 南北朝北魏医僧 注释《大集经》时患“气疾”，乃外出求医 。至江南，从陶弘景习方术，得《仙经》十卷，携经北返，如法修炼，终因“调心炼气，对病识缘”而“名满魏都” 。3 医家间的联系         魏晋南北朝世医兴盛，但那个时代的医家也并非各自独立、互不往来，他们之间的联系要远远比后世之医家密切 。尤其是在南北朝，朝代更替频率较高，一个医家可能先后在几朝任医官，每个帝王都要有自己信赖的医官，新旧势力之间的碰撞，不同医家之间的争议不可避免，医家之间互相考较也极为平常 。但这却为医术的交流、精进、融合提供了机会 。比如，《北史》本传记载，徐謇，在北魏经历了显祖、高祖、世宗三世，官至光禄大夫，“文明太后时问治方，(徐謇)而不及李修之见任用也 。謇合和药剂，攻救之验，精妙于修”，“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及显(王显)等为后诊脉 。謇云：是微风入脏，宜进汤加针 。显云：按三部脉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 。果如显言 。”这里短短几句就提到了当时三位名医：徐謇、李修、王显 。这类记载较多，又如，魏书记载“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或(崔或)针之，抽针即愈” 。“僧垣诊候精审⋯⋯许(许智藏)氏运针石百载可称”。马嗣明“轻诸医人，自徐之才、崔叔鸾以还，俱为其所轻” 。又如王显父王安上，少时与李亮同师，俱受医药而不及亮，而到王显这一辈，显不仅医术精通且为人机敏，深受宣武重用，李亮之子李修及李元孙亦遵父业但不及乃父，此消彼长诸如此类的记载甚多 。历史给予这个时代的医家一个独有的背景，这种密切的联系便于集众家所长，对疾病的治疗更为有效，使当时的医疗技术得以显著提高 。          此外，魏晋南北朝医学发展与帝王的爱好也密不可分 。帝王好养生之术，历史上屡见不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者，当然想延年益寿，但历代帝王通晓医术或撰写医著者却屈指可数 。而在魏晋南北朝，这样的帝王却不在少数，史书记载的有8 位：宋武帝撰《羊中散药方》二十卷、《杂戎狄方》一卷，梁简文帝撰《沐浴经》《简文帝劝医文》《如意方》，梁武帝有《所服杂药方》、《坐右方》，以及宋明帝《香方》等均有医著问世，反映了当时的帝王对医学的重视程度 。生逢乱世，虽位高权重，却同样要面对生命与健康的问题，使这些帝王们或争相服石、恣意作乐，或寻找精神寄托于宗教，笃信佛教 。然确能挽救人之性命者独尊医道 。于是雅好医术的帝王便有能力和条件来广泛搜集、编著医著方书 。与此有相似之处的是宋代的帝王，他们也非常重视医学，创立了校正医书局，刊行了多部大型医学方书，使这一时期医学发展欣欣向荣 。相对而言，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局动荡飘摇，仍出现许多名家和大量医著问世，促进了这一时期的医学发展 。【从医著医家记载中探讨分析医家的学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