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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古代的茶，能出奇制胜地治愈了头疼，那么，到了今天，茶治疗头痛的疗效，为什么就不显著了呢？或者说已经完全失效 。在一千年之内，茶树的基因并没有发生多少突变呀！窥其关键，还在于一个“煮”字，煮茶辅料有真经 。
在唐朝，一代煎茶道大师常伯熊，饮茶过量的遭遇和晚年因之患病的窘迫，令人唏嘘不已 。常伯熊曾翩翩，常常“着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赢得左右刮目 。据《封氏闻见记》记载：“有常伯熊者，又为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封演视野中的“广”润色之，是强调常伯熊协助陆羽大幅度地修改、润色过《茶经》 。《茶经·之煮》《茶经·之饮》等几篇，很难说没有蕴含着常伯熊的心血与智慧 。不仅如此，他还以身示范，引导和带动王公贵族们学习煎茶，极大地推动着唐代的煎茶繁荣与茶道大行 。公正客观地讲，在唐代，常伯熊对煎茶道的推动和贡献，几乎是无人匹敌，其影响力是远超陆羽的，可谓厥功至伟 。只可惜，有些历史总是被人刻意淡忘 。历史不应该忘记，无数像常伯熊一样，虽述而不作，却对茶的清香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诸位先贤 。作为推广煎茶急先锋的常伯熊，终因喝茶过浓过多，损害了他的健康而罹患重病，故常伯熊“晚节亦不劝人多饮也” 。
旧爱玉颜今自恨 。浓尽必枯，因茶伤己，常伯熊先生应该是中国饮茶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载的被茶误伤的大师 。他晚年会不会独自暗吟：我最爱的茶伤我最重，也未可知 。
假如常伯熊先生，过量饮用的不是改良后的煎茶，他大概不至于会在晚年因茶患病，然而，历史不容假设 。倘若果真如此，在中国煎茶史上，就缺少了一段令人“左右刮目”的精彩 。
古老的煮茶与煎茶，各有千秋，不能简单地去厚此薄彼 。饮茶的发展历程，从食药并举，发展到广泛的食用与饮用，我们的祖先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甚至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寻觅和摸索出与茶配伍的最佳辅料，其本质，也是一个与身心健康不断磨合、妥协的结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煮茶方式的形成，包含着古人丰富沧桑的生活阅历以及高超的生存与养生智慧 。很多诸如煮茶的优秀民俗遗存，都在我们的熟视无睹和不经意之间，慢慢湮没于无声无息之中，不能不为之遗憾 。
煎茶的发展与完善，是对煮茶方式的扬弃 。煎茶虽然剥离了茶汤中驳杂、陆离的滋味，纯净了香气，使茶的真味真香得以准确表达，变得更纯净、更清雅了，但是，当茶饮缺少了必要的制衡机制，茶汤的偏性就会显露出来 。因此，对茶饮用方式的选择，需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综合权衡 。对饮茶的量和度，更需要适当节制，否则会过犹不及，贻害健康 。
【十二 茶与健康：掌握饮茶安全法则】在唐代，有篇《伐茶饮序》这样写道：“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苦斯大 。获益则归功茶力，贻害则不谓茶灾 。”宋代以前的文献，如同今天纷纷扰扰的茶界一样，人们只吹嘘饮茶如何轻身换骨、羽化成仙；只大谈茶的功效及如何治疗疾病，却很少涉及饮茶过量的危害和弊端，所以，此文并没有引起时人的关注 。唐人描述的饮茶之害，虽有夸大之处，但在今天，作为一剂诫饮戒贪的清凉散，也确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
明代的李贽最是清醒，他在《茶夹铭》一文，说饮茶过量贻害身体，应归咎为个人的把控问题，与茶无关 。茶本身既不媚人，也不害人，有害的是人内心的贪欲和无明，还是在“用”上出了偏差 。因此，愿与之始终，一味清苦到底 。李贽算是罕有的懂茶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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