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父母都在报社工作, 我从小就觉得绝对不能去干报纸 (注:日报)。因为报纸就只有一天的生命, 而我想做一个生命力比较长的事情, 所以后来就去搞学术研究了 。有段时间, 受一部叫《军队的女儿》小说的影响, 我的理想是做一名支援边疆建设的勘探队员 。结果“文革”爆发后, 我到内蒙插队, “歪打正着”走进了边疆, 成为一名兵团战士 。
在北京送站的时候, 很多人都哭天抢地, 我却对大漠生活心向往之 。但这却是我人生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第一次碰撞 。我是带着一种献身精神去的, 感觉和父母年轻时候投奔延安差不多, 但事实上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我的人生第一课》, 就是讲在兵团的事情 。兵团位于内蒙古河套地区, 那里土质不好, 亩产70斤就需要播30斤的种子, 基本上是在做无用功;今天挖一个沟渠, 明天就被大漠的风沙给填平了 。而且, 因为干活就会抢农民们的工分, 一开始我们并不受欢迎 。那时我觉得自己就像西西弗斯, 无止境地做着没有意义的事情, 有很强的挫折感 。后来有几位同事向领导提意见, 却被打成“反党小集团”, 也让我感到人心叵测 。
不过, 兵团的生活也让我学会了面对现实 。我们这代人的共性就是不太关心个人利益 。在兵团的时候, 我身边的人考虑的不是个人前途, 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前途 。大家都觉得社会出了问题, 不知道中国将向何处去, 或许个人都会成为牺牲品 。当时流行看《1984》、《动物庄园》这样的政治小说, 看完之后感觉很震惊, 小说描写的是40年代的苏联, 竟然和我们当时的社会处境惊人地相似 。
文章插图
从山西到北京
在内蒙的山沟里, 一想到可能会一辈子待在那个地方, 心里就感到恐慌 。后来在家人的帮助下, 我从内蒙古转到山西插队, 那里知青相对比较少, 机会多 。我插队的县城是父亲的老家, 舞文弄墨的他还算是那里的名人 。我沾了他的光, 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历史系 。那时上大学不凭考分, 只看推荐, 所以读哪个系是很偶然的 。我父亲读书特别厉害, 或许是遗传了良好的基因,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学习成绩都特别好, 姐姐和哥哥都考上了一流大学 。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没觉得特别兴奋 。
大学毕业之后, 我进入《光明日报》史学组做编辑采访人员 。这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因为当时光明日报社的副总编马沛文和我父母是老熟人, 所以他们一合计, 就把我送到报社去了 。但那不是我真正想做的工作 。当时我写过一篇《落后就要挨打》的文章, 占了一整版, 引用了大量数据和资料, 这种报道方式在当时很少见 。后来去上海出差时, 发现很多地方都贴着这组数据 。可能因为改革开放之初, 各地都在积极地发展, 地方宣传部门希望引用这些数字来说明发展经济的紧迫性 。尽管那些资料后面并没有署我的名字, 但自己的研究能够如此受重视, 也让我体验到了小小的成就感 。
那时, 中国社会已经走上正道 。这正是大多数人希望看到的 。但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 中间经历了巨大的斗争 。主张实行计划经济的一派人势力非常强大, 根本就不能容忍市场经济的存在 。所以邓小平提出“黑猫白猫”等一些理论的时候, 我感到他是一个直觉非常好的人, 也有很大的政治勇气 。
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呈现出多方面的变化 。首先是在经济方面, 从计划到市场, 国家和个人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了 。在文化上则表现为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过渡, 越到后期个人主义越张扬 。但政治上的改革是比较滞后的 。有句话叫“一放就乱, 一收就死”,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从来都是迈着“小碎步”, 需要一步一步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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