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报社待了一年, 在好友林春的介绍下, 被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主要工作是给领导人起草工作报告、发言稿等 。当时研究室的领导是于光远, 后来他带着一批人到中国社科院建马列所, 我也跟着一起去了 。
印象最深的是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 从7月6日一直开到9月9日, 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 讨论的主要就是经济工作, 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 。这次会议是后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肇始, 在历史上留下了很重要的一笔 。
我在社科院马列所的时候, 已经开始涉及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 。但是, 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社会学, 是在中国恢复社会学学科以后 (1953年院系调整时取消了社会学)。1979年, 费孝通先生主持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上, 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尔兹纳和聂尼瓦萨教授来华演讲 。参加这次讲习班的人, 被称作中国社会学的“黄埔一期”, 他们后来带头恢复了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社会学系 (所)。现任国家宗教局局长的叶小文也是这个班的学员 。
从中国到美国
在1979年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上, 我直接找到霍尔兹纳教授, 请他为我申请留学美国提供帮助 。申请奖学金要通过一个密歇根大学的考试, 其他就看推荐信 。我的三封推荐信分别是梁漱溟、于光远和黎树写的, 他们都是中国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 。匹兹堡大学一看推荐信, 基本上就没什么意见了 。
俗话说, 30不学艺, 我恰恰反其道行之——去美国求学的时候刚好30岁 。当时刚结婚两年, 新婚燕尔, 要一个人出国挺困难的, 但因为中国社会学刚刚恢复, 要学习只能留学, 于是我和小波商量后很快就做出决定 。当时申请奖学金的时间很紧, 签证和机票安排得也非常紧张 。我记得到美国那天是9月13日, 而14日就是奖学金截止日期 。如果晚到一天, 奖学金就作废了 。
1984年, 王小波到美国来陪读, 虽然我们也打过工, 但生活主要靠我一个人的奖学金 。小波是免学费的, 如果交学费, 我们根本就读不起 。当时的留学生和今天不一样, 大部分人刚到美国时都很穷, 就像生活在贫民窟一样 。不过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利用假期, 买学生通票周游了全美, 还到了欧洲七国旅游 。不过旅游主要是走马观花, 并没有太深入西方社会 。在欧洲旅游的日子很美好, 但经常被当作日本游客, 因为那时欧洲人认为只有日本人有钱旅游 。
我们留学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还是一种做客和游学的心态, 一般是通过电影等了解美国, 接触的美国人仅限于教授和同学 。但在这期间, 我受到严格的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训练, 为回国之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我和小波认真地讨论在哪边发展比较好, 随后就决定回国 。做这个选择并不难 。如果是学理工科的, 在哪里都一样 。而我是搞社会学研究, 对美国当地社会并不了解, 也没有深厚的感情, 小波的写作离开了母语环境也很麻烦, 于是我们很自然地选择了回国 。
从文科博士后到研究员
1988年, 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 (之前所有博士后站都是理工科的) , 需要找拿到美国名校的博士学位又愿意回国的学者, 我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费老的博士后 。
从美国回来以后, 我才感到自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 (创造)。之前则一直在准备, 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 一直在修炼 。我的一生, 直到1988年, 也就是我36岁时, 一直都在准备 。就像一头牛, 一直在吃草, 而现在真到了产出奶的时候了 。
凭着这股兴奋劲, 我一口气报了10个研究题目, 现在的博士后也就做一篇论文, 可我当时做了10篇, 包括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自愿不育、离婚、同性恋等 。这些研究的文献准备工作都是在匹兹堡大学做的, 当时梳理中国社会学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研究成果, 发现很多研究都是第一个做的 。后来这10篇经验研究论文被收入到一本论文集, 取名为《中国的 *** 与婚姻》, 获得“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 于1998年再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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