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展览《街道》（The Street） 。
“巨型纪念碑”的出现
随着奥尔登伯格越来越专注于雕塑 ， 他开始增加作品的规模 ， 以汉堡包、冰淇淋筒和家用电器等普通物体为出发点 ， 然后把它们放大到不熟悉的、往往令人印象深刻的尺寸 。他第一次展示这种“巨型纪念碑”式的作品是在1969年的《轨道上的口红（上升）》中 。当时关于越南战争的 *** 和学生运动正在美国各大高校蔓延 ， 奥尔登伯格将一管装在拖拉机轮子上、用乙烯基塑料制成的巨大口红运进耶鲁大学校园 ， 充满了对军事色彩的反叛 。《口红》的拥护者、耶鲁大学建筑学者文森特·斯库利（Vincent Scully）在后来形容这一幕称：“很像1917年的彼得格勒” 。
奥尔登堡作品的“衣夹” 。
奥尔登伯格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衣夹》（Clothespin） ， 竖立于1976年 ， 以纪念《独立宣言》颁布两百周年 。这是一座45英尺高、10吨重的黑钢雕塑 ， 其上的金属弹簧能让人想起76这个数字 ， 这件作品与传统的公共雕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20年 ， 以概念艺术和公民艺术闻名于全国的艺术家汉克·威利斯·托马斯（Hank Willis Thomas)在《CNN Style》（CNN Style）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了奥尔登伯格对他自己的公共艺术的影响 ， 提到“奥尔登伯格在费城的著名晾衣夹雕塑一直在他的脑海里” 。
奥尔登堡和妻子布鲁根创作的《毽子》（Shuttlecocks） 。
20世纪70年代以后 ， 奥尔登伯格的作品多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库西·范·布鲁根（Coosje van Bruggen）共同完成 。奥尔登伯格与布鲁根的第一次合作是在1976年 ， 在荷兰奥特罗库勒慕勒博物馆（Kr?ller-Müller Museum）的场地上 ， 完成了《镘刀I》（Trowel I）的最终版本 。这对夫妇于1977年结婚 。他们合作了40多个项目 ， 包括1985年至198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雕塑花园的《勺子桥和樱桃》（Spoonbridge and Cherry） ， 以及1991年被纳入加州威尼斯Chiat-Day大楼设计的《巨型双筒望远镜》（Giant Binoculars） 。画廊代理人葆拉·库珀（Paula Cooper）认为奥尔登伯格的作品在与布鲁根（Coosje van Bruggen）结婚后才变得“更宏伟、更大胆” 。
奥尔登堡和妻子布鲁根创作的《勺子桥和樱桃》（Spoonbridge and Cherry） 。
雕塑中的精神力量
奥尔登伯格深受法国艺术家让·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影响 ， 杜布菲将所谓的“局外人艺术”引入美术馆和博物馆 ， 颠覆了制度艺术的现状 。但和许多波普艺术家一样 ， 奥尔登伯格也从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那里获得灵感 ， 杜尚曾在20世纪初创作现成雕塑 ， 即普通的、大规模生产的物品 ， 如一个自行车轮子、一个小便池等 。
虽然奥尔登伯格的作品最常与20世纪60年代的波普艺术联系在一起 ， 但在他看来 ， 他的普通物品的不朽版本不仅仅是对世俗事物的提升 。他认为：“所有这些物品都可以做成一个目录 ， 就像是我们当代神话思维投射到的神灵或事物 。我们确实在我们的物品上投入了宗教情感 。看看 ， 星期天报纸上的广告描绘得多么漂亮 。”他曾表示：“我的意图是 *** 一种逃避定义的日常物品 。我一直在与人有关的物体中表达自己 ， 而不是通过人来表达 。”
奥尔登堡的作品《轨道上的口红（上升）》（1969） 。
艺术交易商阿恩·格里姆彻（Arne Glimcher）从上世纪60年代初就认识奥尔登伯格 ， 并与他合作 ， 他在18日的采访中提到：“他（奥尔登伯格）的作品几乎是精神分析 。”格里姆彻指出 ， 奥尔登伯格的作品是以精确的图纸为基础的 。“他是一个可以和安格尔（Ingres）或毕加索（Picasso）相提并论的画家 ， 但敢于把事情搞砸 。”格里姆彻认为 ， 奥尔登伯格对雕塑最重要的贡献是把雕塑从青铜或木头等坚硬的东西变成了柔软的东西 。这些雕塑会“泄气” ， 格里姆彻回忆说 ， 奥尔登伯格曾指示他的同事们“把它们弄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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