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烛闻一多诗教案 红烛闻一多( 二 )


自我表现、自我刻画的西方浪漫主义诗学并没有在他的心灵世界居统治地位;诗人的自我抒写有意识地附着在一定的“模式”当中,他对“模式”的体认与他对自身的体认在同时进行,这些创作心理都显然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有关,所以说,《红烛》意识结构的表层洋溢着传统诗学的余香 。
但是,《红烛》显然又不是李商隐《无题》的现代翻版 。诗中到处充满了现实的投影、时代的声音,诗人属于“五四”的、属于个体的那个“自我”与属于传统文化的、属于民族心理沉淀的“自我”又是如此错综复杂地绞结在一起,互相有补充、有说明、有申发,但更有矛盾、冲突,由此而诞生了一首奇特的《红烛》 。
而这又是现代诗区别于古典诗歌的动人之处 。
中国古典诗歌的以物明志,是在物我间融洽无隙的境界中进行的,如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里并没有刻意强调说“春蚕”、“蜡炬”仅仅是外物,也没有在与这些外物相对应的地位上再寻找诗人自己的形象,诗人无所用心地叙述着外物的状态,其实也就是在叙述着诗人自己 。
李商隐诗歌素以绵密富丽的意象著称,这一特征就更引人注目了 。但接受了“蜡炬”原型的闻一多在整体的思维模式中却有悖此道 。
“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诗人一落笔便超越了古典诗词,他把“红烛”和诗人区别开来,没有把自我直接投入到令入欣羡的红烛中去,自我与红烛取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诗人是诗人,红烛归红烛,这是其“离” 。
但又要吐出心来比一比,这是寻找两者间的精神联系,是认同的努力,故又可谓是“即”,这一离一即,便奠定了全诗的基本情感方式及文化品格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样的奠基性意义:
①“离”是诗人意识的起点,“即”是努力的趋向,“离”与“即”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
②从“离”到“即”,在矛盾冲突的痛苦中勾勒着诗人的情感走向,也是诗歌的基本格局 。
③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离”是当代文化的显现,属于诗人的真切体验,“即”则是古典文化的诱惑,属于诗人朦胧中的理想归宿 。“离”与“即”将发生的冲突,也就是诗人内在的两种文化的冲突 。
接下去,诗人用了整整七个诗节来抒写他对红烛的感受 。从总体上看,他主要抓住了红烛的两个显著特征,自焚与流泪 。诗人站在一定的距离上观照红烛 。思考红烛,发出种种的慨叹,提出种种的困惑,这都不断显示出作为现代诗人的闻一多那顽强的理性批判精神 。
但每一番的追问之后,诗人又都从不同的意义上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算是一种自问自答,在这样的解释当中,诗人好象暂时放下了困惑,好象理解了红烛的内在精神实质,从而展开了某种程度的物我认同 。这时候,“离”似乎就过渡成为了“即” 。
对于红烛的自焚,诗人显然困惑不解:“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就一个受到“五四”现代文明熏陶的现代人而言,产生这样的困惑丝毫也不足为奇:自我的价值为什么一定要在自我毁灭中去实现呢?个体的独立意义究竟在哪里?
以致于诗人还这样的穷追不舍:“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这似乎暗示给我们,个体的命运又决定于某种外来的力量?那么,自焚不就是某种悲剧性的被迫行为么?可见,在现代意识的哺育下,诗人的困惑是深刻的,前无古人的 。
对红烛悲剧性命运的疑虑也是诗人不曾直接融入自我的现实原因 。严谨审慎的闻一多从不会不经理性的思考而轻率地将他物呼为同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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