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郭沫若打算转学主攻文科，遭到了成仿吾的反对：“仿吾认为，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们也在谈文学，但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 。他这些话把我想转学的心事克服了 。”应该说，成仿吾的看法有道理 。
学界普遍认为，就对郭沫若的研究而言，由多到少的顺序为文学、史学、考古，就其本身成就而言，由大到小的顺序却为考古、史学、文学，由此可知郭沫若学术成就之大 。考察一下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研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仍然是正面的，这典型地体现在郭沫若的历史题材小说《豕蹄》和历史剧的创作上 。可以说，如果没有对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郭沫若不太可能写出这些作品 。郭沫若写道：“创作之前必须有研究，史剧家对于所处理的题材范围内，必须是研究的权威 。关于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时代的风俗、制度、精神，总要尽可能地收集材料，务求其无瑕可击 。”郭沫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屈原》尽管只写了10天，却在1920年创作了《湘累》，1935年出版了学术著作《屈原》；《孔雀胆》甚至只写了五六天，写作前却进行了大量调查，写满了一个抄本，超过《孔雀胆》本身字数的5倍 。
1948年8月5日，郭沫若在《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中写道：“本来我的生活相当复杂，我有时是干文艺，有时是搞研究，有时也在过问政治 。有些生活好像是分裂的，但也有它们的关联，它们事实上是一个有机体的各种官能 。”这实际上较好地总结了他的创作与生活、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 。
复杂的生活、深入的研究，为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一旦进入创作就常常文思泉涌 。有如他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后创作诗集《恢复》一样：“诗的感兴，倒连续地涌出了 。不，不是涌出，而象从外边侵袭来的那样 。”有如他在抗战时期创作历史剧《屈原》一样：“数日来头脑特别清明，亦无别种意外之障碍 。提笔写去，即不觉妙思泉涌，奔赴笔下 。”郭沫若曾用“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来定义诗，认为真诗、好诗的标准是“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所以他的诗歌常常是在感情充沛时创作的，有如他创作《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一样 。
郭沫若的创作经历告诉我们，与其闭门造车，不如多培养自己的感情、丰富自己的生活、充实自己的知识 。一般而言，文学作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其宽度和厚度：宽度主要涉及内容的丰富程度，厚度主要指艺术水准的高低和思想水准的深浅 。一部具有宽度没有厚度的作品至少还有史料价值、知识价值等，而一部既没有宽度也没有厚度的作品则一无是处 。
（作者：廖久明，系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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