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说有些迷恋于进化论的蠢材“总是在盘算如何主动或被动地消灭弱者、不幸者和过剩的人，他们还认为其所作所为是理所当然的，声称这样做是受命于宇宙过程（自然选择），是确保种族进步的唯一途径 。”按照这些蠢材的逻辑，伟大的屠呦呦乃是最坏的人，因为青蒿素拯救了无数理应被淘汰的病患；希特勒是上帝的使者，他消灭了低等的犹太人；公益活动是一种罪恶，它阻碍了自然选择的作用；假如明天就是地球末日的话，那么要让领导和精英先上飞船，平民自己抽签定生死，甚至要提前牺牲掉地球上的一半人......
赫胥黎认为，通过“物竞天择”而保存下来的“最适者”不一定是“最优者” 。假如气候变得更冷一些，那么植物里能够生存下来的反而是那些矮小低等的灌木；假如社会黑暗，朝政腐败，那么“最适者”就不是具有才能的君子，反而是投机的小人等等 。通过自然选择的结果，未必能够导致社会的进步 。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忽略了人为的力量，赫胥黎认为就像园丁裁剪林木一样，人类的活动并不单单是顺从自然的“保种”，它还与自然规律存在矛盾 。为了保障社会稳定，人们用法律把“自行其是”限制在和平的范围内，这样身无分文的流氓才不能去抢劫过客，身强力壮者也无法凭蛮力以大欺小；自然总是要让花园变得杂乱无章，园丁却总是想把它们修剪得整整齐齐 。文明的进步恰恰代表着人们对生存斗争的克服，而不是完全的认可 。
基于这样的观点，有些人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主张，想要以人为来完全代替“物竞天择” 。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
乌托邦主义者主张伪装的生存斗争对于大自然来说，杂草与水稻是没有区别的，它们平等的参与生存斗争，如果杂草生命力强盛，就会完全把水稻遮蔽 。但农夫不允许这种自然规律，他需要进行锄草，保证水稻可以茁壮成长 。自然总是倾向于“物竞天择”，而农夫却要铲除产生竞争的条件，以此来消灭“物竞”，并把“天择”变为“人择” 。
人总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安排自然，自然倾向于让那些最适宜环境的生物保存下来 。人则相反，他们要根据个人的喜好以及自认为合理的方式来安排自然 。在社会里，政治领袖就如同园丁根据实用和美观来选择培育植物一样，也要根据自己的理想来改造社会 。这样，自然选择就被领袖的选择给取代了 。
《理想国》里，政治领袖认为为了城邦富强、后代天资能超越前代，只有那些天赋高的婴儿才可接受培养，天赋差的就被秘密处理掉；《太阳城》也说：“天分比较差的儿童被送到乡下去，但其中知识比较发展的，又可以接回城市 。”《美丽新世界》里，孵化中心主任根据预设的身份来培育宝宝；在乌托邦主义者看来，消灭生存斗争就是要让个人成为国家的一部分，遵从领袖的调度，实现全社会的统一配给 。
然而，消失的其实是“天择”而不是“物竞” 。在乌托邦里，普通人同样要面临粮食匮乏、生存困难的问题 。人与其他物种不同，人存在着社群关系，任何掌握“人择”大权的人，必然要让身边的人跟着鸡犬升天，正所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
所以，斗争依然存在，但公平的“天择”却被偏私的“人择”取代，这导致生存下来的不是“最适者”，而是“有权者” 。乌托邦主义者让部分人享受无需参与生存斗争的特权，而让大部分人在权力的摆布下，优胜劣汰 。
文章插图
“物竞天择”到底是不是人类社会的规则？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前者完全忽略人为的作用，对“物竞天择”盲目的顺从 。后者夸大了人为的影响，并借此走向奴役和腐败之路 。要理解“物竞天择”在社会中的作用，必须还得用辩证法的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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