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电影工业也早已像默片中的那辆火车，冒着腾腾蒸汽，悄无声息地，撞入了我们的生活 。
它曾经是一门遥远的艺术，银幕上的人一板一眼，银幕前的观众正襟危坐，后来，它变成生活的回响，透过镜头，观众能窥见自己的身影 。
而今，光影呼啸，年轻的面孔轮番登场，电影看得多了，电影里的世界倒好像离普通的中国人更远了 。
经历了电影角色一点一点贴近普通人，又渐渐两脚离地的过程，看着这列火车驶近又驶远，坐在电影院里面对着索然无味的“大片”的中国观众，盼望着它重新回归 。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电影最初来到中国，天然带着一层高端滤镜，与普通人的生活相疏离 。
在中国电影产业尚不发达的时代，大量的译制片增加了这种陌生感，强化了观众的某种印象：电影里的人高鼻梁蓝眼睛金头发，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
1950年夏天，《大众电影》杂志创刊，面向中国电影工
《大众电影》创刊号封面 。
伐尼雅是苏联作家卡捷耶夫笔下的一位“小英雄”，聪明又倔强 。影片讲的就是他帮助苏联红军的骑兵战士打败了德军，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故事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上映的电影中大量涌现了“伐尼雅”式的英雄形象——
由鲁莽冲动的小八路成长为真正革命战士的董存瑞、带领黑龙江老百姓开荒剿匪的老军人战长河、带领农民要在地主的平原上卷起风暴的朱老忠……
他们在电影中完成的战斗、胜利与成长，与银幕外老百姓告别黑暗过去，欢欣迎接新时代的当下相吻合 。
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发生的转变，也在观众中发挥出强大的共情能力——当然，这种共情通常还是仰望的，这些英雄式角色，与普通人的生活还相去甚远 。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是当年颇受好评的一部影片 。
每当夕阳西下，放映员将幕布架好，大家便争先恐后将自己的板凳放到黄金观影位置 。有些人住得远，翻山越岭，赶了几十里路也要过来看电影 。
好位置是盼不上了，满满当当观众从四面将银幕围住 。再后面一些的不用板凳了，都干脆爬到屋顶上、电线杆上，因为看电影太过入迷而摔一大跤也是常有的事 。
1963年，受苏联电影《伊凡的童年》的影响，崔嵬导演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的小兵张嘎 。虎头虎脑的嘎子哥在白洋淀闹出不少笑话，但他又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一度成为众多50后、60后争相模仿的“偶像” 。
小兵张嘎，是一个不同以往的革命战士形象 。
影片宣传资料是这么介绍小兵张嘎的：歪戴破草帽，手拿木枪，身穿白褂，光着脚丫 。他只有13岁，擅游泳，能爬树，会摔跤，爱咬人 。机灵鬼透，野气逼人……
同一年上海《青年报》就有文章报道，有孩子把铁丝弯成“小手枪”，把火柴头当火药装在上面，在别人耳朵边放得砰砰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嘎子哥也是一代熊孩子的“反面教科书” 。
孩子忙于模仿偶像，青年人则充分利用看电影来找对象 。
坊间曾这样形容七十年代的电影院：“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拥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日本电影内部发票 。”一来二去放的都是那几部电影，谈的恋爱多了，台词都能背得出来 。
但薄薄的幕布终归挡不住世俗生活的烟火气，在日复一日的单一题材影片里，观众解读出了别样的意义 。
“快……快去救列宁！瓦西里……瓦西里是叛徒！”
作家叶兆言回忆，有段时间公映的外国电影只有《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 。有人多次买票，就是为了看《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那段《天鹅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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