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国最早的网红城市，怎么成了小透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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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这首曾传遍大街小巷的洗脑神曲，其火爆程度绝不亚于现在大热的《孤勇者》，也让温州成了最早火遍全国的“网红”城市。
工厂倒闭、老板跑路、员工讨薪无门，这样的故事不但在温州真实存在，还只是温州企业由盛转衰的一个缩影。
这座被誉为“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的城市，曾依靠着发达的小商品产业，创下了“温州模式”的神话。可如今，这里的辉煌似乎一去不复返，在全国的存在感也越来越低。
从“别人家的孩子”到时代的眼泪，温州，真的不行了吗？
商业模范，正经历“中年危机”当你去到温州，如果觉得自己像去了某个大县城，别惊讶，你不是一个人。
温州明明是城市，却长得像农村，许多基础设施老旧，也没什么有代表性的地标建筑。这让人们对温州的第一印象略感失望。
毕竟，温州这片土地时常给人“有钱”的印象，这里发生过许多经济奇迹，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绕不开的一环。
1985年，在中国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初期，温州就搭上了改革开放的顺风车。当年，温州城镇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19元，比全国水平高129元[1][2] 。“万元户”涌现，一些农民家庭也装上电话，开上了私人小轿车[3] 。

到了1993年，经历了“假货危机”的温州提出“二次创业”，民营经济迎来第二春，GDP增速达到了惊人的54.55%，而当年全国水平不过13.4%[1][4] 。打火机、鞋服等各式小商品销往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这几乎是温州经济最风光的时候。
但好景不长，温州的经济就像一些偶像剧一样，前面有多甜，后面就有多虐。
2000到2003年，由于温州小商品价格过低，屡遭国际反倾销抵制，使得商品出口困难重重，GDP增长率从全省第四跌到倒数第三[5] 。这种情况又持续了好几年，“温州衰落”被传得沸沸扬扬。
而2008年的金融风暴和2011年的民间借贷危机，再次给温州经济带来沉痛一击。
2011年，温州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6] 。像波特曼咖啡、餐饮巨头“港尚记”等大企业说垮就垮，弄得温州人心惶惶。老板们看着隔壁同行破产倒闭，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

如今，虽然温州2021年的GDP为7585亿元，在浙江排老三，但远远落后于大哥杭州的18109亿元，和二哥宁波的14595亿元，而且它们的GDP增速都比温州高，把后者越甩越远[5] 。
与此同时，温州省内老三的位置也岌岌可危。2021年，绍兴GDP紧跟温州，与温州只差790亿，且绍兴GDP增速达8.7%，高于温州[5] 。
而且，现在的温州也不太留得住劳动力。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从“二人普”至“六人普”，温州的劳动人口一直稳步增长，但2020年的“七人普”显示，在过去十年，温州劳动人口减少了8.3%，近60万人选择离温出走[1] 。相比之下，杭州在过去十年增加了180多万人，在人才吸引力上碾压温州[7] 。
而最令温州老板头痛的，不只是劳动力减少，还有许多产业正面临的升级困境。比如温州传统的眼镜产业，一直以代加工模式为主，替别的牌子做嫁衣，却做不出本土知名的眼镜品牌。某温州鞋服集团闻名全国，还是因为老板传闻欠债20亿、跑路美国。

以上种种，无不暗示着这位红极一时的商业奇才，似乎正经历“中年危机” 。
发展乏力，非一日之寒温州发展乏力，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在小商品经济刚起步的时候，由于资金有限，温州人只能看菜吃饭，优先生产成本较低的低端小商品，比如鞋、打火机和皮革等[8] 。
不得不说，这些商品在全国确实很有市场，像1984年，温州在全国共卖出50亿颗纽扣，这相当于当时全国平均每人拥有5颗温州的纽扣[9] 。
不过，这些小商品卖得虽好，但技术含量低，没什么竞争力。同一种商品，可能就有数千家工厂在同时生产。温州曾经有1000多家打火机制造厂家，700多家纽扣店，你根本看不出每家产的到底有什么不同[9][10] 。

另外，温州小商品经济的主体是个体户，规模小且产业低端。大量同质化的个体户，一没技术二没人才，逐渐陷入了瓶颈期。
找不到破解的招数，一些老板就把巨额资金砸在房地产、股票等短期投资上，做着一朝发达的白日梦。于是“温州炒房团”横空出世，连奥康、康奈等老牌制鞋企业也跟房地产沾边[6] 。
它们不仅在温州的房地产市场攻城略地，而且其他城市的也要插一脚。全国各地，无不流传着“温州人4亿元买走上海半条街”的传说。
疯狂的房地产卷走大量企业资金，给温州实业带来了不少打击。2008-2010年，温州房地产市场的资金规模最高曾达2000亿元[11]，可2010年温州GDP不过才2944亿元[1] 。

而金融市场之所以失控，温州民间借贷也是“帮凶” 。本来民间借贷因其灵活的融资方式，让中小企业的发展“芜湖”起飞，但因为缺少完善的制度，有些老板居然无需担保，靠刷脸就能借钱。而且借贷利率被不受限地抬高，由此引发债务纠纷，还让夫妻反目，亲朋成仇。
到了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达银行信贷总量的20％，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12] 。因为借钱实在太容易，温州商人就做各种高风险投资，买股票买期货，还炒欧美别墅。打着实业家的名号，干着投机家的行当。
可企业一旦还不上高利贷，破产倒闭的命运就在眼前。混乱的金融环境，最终让这变成了现实。企业集体破产，老板抱团失踪，像“眼镜大王”胡福林就上演了一出精彩的“老板跑路记”，“江南皮革厂倒闭”的丑闻也传遍全国。
而温州前途不太明朗，还因为如今的长三角六大都市圈，都没带上温州玩。眼看圈内城市借助上海、南京等顶级资源，发展得风生水起，温州内心是羡慕又嫉妒。
温州之所以没在任何一个圈内，跟它本身偏远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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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六大都市圈，都没有温州的位置 /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它孤独地杵在浙江东南角，离杭州圈和宁波圈较远，与其他圈更是挨不着边。这也使得温州容易被孤立在外，难以与其他都市圈协同发展。
而实力强劲的嘉兴、湖州和绍兴则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上自身实力不弱，成功跻身六大圈。它们各自的工业利润都比温州高，增长率也几乎是温州的3倍以上[5] 。
而且温州的优质企业主要集中在机械、化工、电器等传统产业，而非生物医药、物联网等新兴产业[13] 。可嘉兴就抱住了上海这条大腿，承接上海的金融、旅游居养、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产业，与上海产业配套起来[14] 。背靠上海资源，嘉兴想做“长三角明星城市”的愿望，或许很快达成。
低端的产业层次，让人看不到温州的发展潜力。温州就像一个过气了的老牌明星，独守着自己那七山二水一分田。
转型的路，没想象中好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让温州坐上中国民营经济头把交椅的小商品经济，也不得不来到转型的一天。
为了转型，温州不是没有努力，只是真的很难。
2013年，温州市场依然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个体户占温州市场主体总数的74.35%[15] 。但“温州模式”下的个体户规模较小，稳定性、信用度和竞争力都不足，想要获取信贷、土地等资源也越来越难，发展极其受限[16] 。于是，个体户转成企业便成为大势所趋。
可“个转企”的大招，温州放得不太成功。
2013年，温州极力推进“个转企”，以至于街上卖早点的，还是摆地摊的或开小卖部的，都从老板变成了企业老总。然而，面对这条陌生的路，老板们还是忍不住发出灵魂拷问。

企业招不到人怎么办？转型所需的中高级技术人员，普遍要求待遇好且社保齐全。若达到社保全覆盖，企业成本将上涨20%，这让劳动力需求大的温州企业苦不堪言[17] 。温州就有一家企业，员工总数1万多人，若社保全覆盖，加上提高工资水平，用工成本将增加1800万元，占企业全年利润的27%[17] 。
而且转成企业后，交的税是否变多了？个体户的税种少税率低，变成企业后，缴税的成本是不是比原来要高[15]？
多重的不确定性，让一些老总又转回个体户当老板，在“老板”和“老总”的身份之间反复横跳。2021年，虽然温州“个转企”的增速增量在全省领先，但在册个体工商户仍高居全省第二[18] 。
“个转企”的路不好走，那跟着大家，走现在很热门的路——发展新兴产业，总不会出错了吧？
于是2019年，温州又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智能装备、新材料等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图通过新兴产业来谋取新出路。那温州真的可以吗？

2021年，温州新兴产业增加值比去年高11.4%，尚未达到全省17%的平均水平[5][19] 。
一方面，温州的民营经济仍以中小企业为主导，2021年，这些企业数量占比超97%[1] 。它们大多固守家族式的传统经营理念，未能全盘接受现代企业那一套。管一个小企业可能没问题，但要管理一个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企业，很多老板表示“我真的做不到” 。
另一方面，温州的创新经费投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2021年，温州规模以上的工业研发经费占工业GDP的1.78%，远未达到全省的6.16%[1][19] 。
可即使完成了新兴产业的转型，温州也未必能重振当年的雄风。如今全国都在搞战略性新兴产业，温州如果加入其中，可能又会陷入同质化竞争。要是没有自己的优势，恐怕温州会再次陷入转型的困境。

未来温州能否在新兴产业上重现小商品经济的神话，目前可能还是未知数。
但温州人是出了名的敢拼敢闯。即便如今温州发展乏力，可温州人还有一身搞钱的本领，他们或许真能逆风翻盘，用自己的路子把新兴产业给盘活起来。
毕竟现在提到温州人，大家的第一反应仍然是“他应该很会做生意吧” 。
【城市|中国最早的网红城市，怎么成了小透明】参考资料：

[1] 温州市统计局. (2021). 温州统计年鉴2021.
[2]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1986). 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Retrieved July 22 from https://www.mfa.gov.cn/ce/cohk//chn/topic/zggk/qgtjgb/t55751.htm.
[3] 杨建文,周一烽,真理. (1986). “温州模式”与中国农村经济的腾飞. 社会科学(05),30-34.
[4]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1994). 199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Retrieved July 22 from https://www.mfa.gov.cn/ce/cohk//chn/topic/zggk/qgtjgb/t55760.htm.
[5] 浙江各市统计局. (2022). 浙江各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6] 何英. (2011). 金融危机下温州模式的困境与转型路径. 现代管理科学(08),96-98.
[7] 杭州市统计局. (2021). 杭州市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杭州市人民政府. Retrieved July 22 from http://www.hangzhou.gov.cn/art/2021/5/17/art_805865_59034996.html.
[8] 张玲. (2009). 对温州和义乌专业市场的思考. 现代经济信息(13),16.
[9] 费孝通. (1986). 小商品, 大市场. 中国民主同盟. Retrieved July 22 from https://www.mmzy.org.cn/mmzt/fxt/wenxuan/30093.aspx.
[10] 蔡筱霞. (2011). 金融危机后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发展策略. 中国商贸(13),80-81.
[11] 王政. (2013). 温州“全民炒房”导致实业“失血”. 经济参考报,005.
[12] 阎海东. (2013). 反思温州借贷危机. 央视网. Retrieved July 22 from http://jingji.cntv.cn/2013/12/18/ARTI1387357800922679.shtml.
[13] 黄奥,倪考梦 & 任宗强. (2022). 制造业优质企业发展现状与培育体系分析——以浙江省温州市民营企业为例. 审计观察(03),86-93.
[14] 嘉兴市发展改革委. (2020). 嘉兴市贯彻全省大湾区建设决策部署实施方案. 嘉兴市人民政府. Retrieved July 22 from https://www.jiaxing.gov.cn/art/2020/3/2/art_1228969816_42058846.html.
[15] 温兴汉. (2013). 浅谈温州“个转企”工作的难点及对策.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10),50-53.
[16] 董若洁 & 吕杰. (2022). “个转企”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 中国市场监管研究(05),30-32.
[17] 易元芝 & 麻小珍. (2014). 当前经济形势下温州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思考.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03),82-88.
[18] 温州日报. (2021). 温州“个转企”增量增速居全省首位. 温州市人民政府. Retrieved July 22 from http://www.wenzhou.gov.cn/art/2021/3/5/art_1217831_59047422.html.
[19] 浙江省统计局. (2021). 浙江统计年鉴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