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蔼龄。日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之一。宋蔼龄对这次旅行,内心充满了不安。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蔼龄完全想错了。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罗比"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与宋蔼龄一样,余秋雨在他的文章《抱愧山西》里说: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清咸丰三年,公元1863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大概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山西人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晋商是以有一定贸易自由的贩运商人为主来组成的。
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来还曾到英、美等国游历。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回国之后,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要振兴经济,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这个场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这些话并不是客套。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
种种事实,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在山西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在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晋商。
乔家大院 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离今天已经有四百多年了。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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