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生中，值得铭记并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重要时刻并不多。回忆永远都只是零星的碎片，它不尽然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也有悲伤与恐惧。
对于所有在7年前的今天身处四川的人，地震正是这样一段已经刻入骨髓的经历。从14时28分开始的剧烈震撼，到接下来的几小时抑或是几天，那些细节仍然历历在目。7年不是很短的时间，但地震的所有故事却无法忘却。它介入我人生的程度，对我三观的修正，或许比我想象中还要深得多。
【512七年记】如果说有一件什么事触发了我对成都产生了对故乡一般的特别情感，那就是512地震。7年前，我正在四川大学读书。那是一个燥热的星期一，我下午第一节的选修课是语言学概论。两点多，正是昏昏然欲睡的时候。趴在桌上，过了一会儿，便感觉到渐渐增强的摇晃，随之而来的就是哐啷啷作响的窗户、疯狂摇摆的日光灯，坐也坐不稳了，楼体摇晃的幅度，让我觉得教学楼即将崩塌，在那一刹那感觉到了死神的鼻息。老师扶着讲台手足无措，不知谁喊了一声“地震了”，大家便顶着书包夺门而出——那一瞬间所有人在共同命运之下的共同选择，使我们在那时结为一种奇妙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情感也会投射于所在地，形成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
当跑到楼下，刚刚的一切恍如幻觉——建筑完好，地面完好，除了广场上有一群拿着手机却怎么打也打不通的人焦躁地走来走去，一群人或兴奋或惊惧地叽叽喳喳，有女生在哭。当晚，大家回宿舍拿出席子被褥，露宿在室外。IC电话亭排着长队，一个女孩哭着说还没有和绵阳的父母联系上，队伍便默契地把第一位的位置给了她……时不时的余震，广播里渐渐增大的伤亡数字，已经超乎我们的人生经验，世界一下子变得不同了，我们看到了它凶相毕露的时刻。我们距离震中不到100公里，开车也就个把小时，而就这短短的距离，却隔开了两个世界。废墟与哭声是离我们如此之近，我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世界中心，每天都能看到太阳东升西落，也并非理所当然。在地球之上寄生的我们有时会沉浸于自己主宰一切的虚妄中，但地震、洪水、台风、海啸告诉我们，在残酷而严格的自然法则面前，人类毫无还手之力。
在川大读研期间，一位老师就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此时再遇到一次八级地震，我们正在做的一切，什么学术，什么理论，有什么意义。人是一种倾向于自我中心的生物，习惯把自己关心的事当成大事。我们努力工作，规划未来，关心着工资表的变动、新款电子产品的上市……但从不愿考虑到“未来可能戛然而止”这种不祥的可能性。
灾难是无意识的，而人是有意识的。因此作为群体的人类喜欢用人类意识去诠释灾难，比如“多难兴邦”，比如把地震描绘为“地底的魔鬼”。把自然、把灾难人格化，固然有利于写作、宣传，但却远离了灾难的本质，不利于让人真正反思清楚自己与自然是什么关系。人类所有的情绪、所有的诉求、甚至所有的文明成果，在自然界的大变动面前都不值一提。在对地震的宣传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伟大与坚强，看到了利他精神的光辉，但经历了那个慷慨激昂的阶段，我们更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本就渺小的我们，依靠着几乎用神创才能解释的小概率事件才作为智慧生命存在于此，何谈“取得抗震救灾的最后胜利”。《三体》中说，软弱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医科出身的作家毕淑敏在《假如我得了非典》一文中写道：“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不会怨天尤人。人是一种生物，病毒也是一种生物。根据科学家考证，这一古老种系在地球上至少已经滋生了20亿年，而人类满打满算也只有区区百万年史。如果病毒国度有一位新闻发言人，我猜它会理直气壮地说，世界原本就是我们的辖地，人类不过是刚刚诞生的小弟。你们侵占了我们的地盘，比如热带雨林；你们围剿了我们的伙伴，比如天花和麻疹。想想看，大哥岂能束手待毙？你们大规模地改变了地球的生态，我们当然要反扑。你们破坏了物种之链，我们当然要报复……等着吧，战斗未有穷期……人类和病毒的博弈，永无止息。如果我在这厮杀中被击中，那不是个人的过失，而是人类面临大困境的小证据。”
地震当然不是所谓“自然界的报复”。对于个人来说，地震上的是一堂主题是“无常”的课。未来无法从掌纹和面相中预知，幻灭总是不期而至，我们无法把握，而幻灭本身也是人身经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谁也不可能逃脱命运或大或小的捉弄。所以，对于自己很想做的事，千万不要有“拖延症”，just do it。而当巨变发生，只要一息尚存，也要珍惜自己的幸运，努力生活。该炒股炒股，该打麻将打麻将，川人在地震后的生活态度从来都不是抱怨“老天爷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而是重新回到以我为主的小城堡，重新面对“过日子”这个在个人领域中最大的命题，在平凡与琐碎中雕琢人生的意义。如果要说地震给人带来了什么积极改变，那就是使人更珍视活着本身、珍视自己能够掌握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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