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州西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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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遇仙河与郭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之我见
作者:同延龄
郭村是华县遇仙河东岸的一个古老村庄 , 相传武王伐纣胜利后曾在此召开庆典大会 , 该村中间原有座戏楼 , 戏楼房脊上有高约丈余的条形铁框标帜 , 上书《天下太平》四字 , 据说是周武王敕赐的 。

郭村戏楼 魏俊先生绘
该村地形北高南低 , 高低相差2-3米 , 以南边第二巷道王巷最低 , 全村雨水均由该巷排泄而西出村外 。 相传郭村西门原在同家巷 , 据说由于风水先生说过 , 同家巷男性寿短与此城门有关 , 遂将王巷排水洞门改作西门 , 据说该城门上原镶有《水波城墙》四字 , 说明了该村与河流的渊缘 。
郭村西门外南北均属台塬 , 高出约四尺至丈余不等 , 上世纪50-70年代 , 常有因掘土挖出古代陶制品如盆、罐、尖底瓶等器物 , 而这些远古时代的生活用具 , 究竟是何时人所制造与使用的呢?
据『华县与中华族名族地族源考』一书载:“以华县﹙古华州)为征的族名、族源、族地考﹙二﹚华县及周边考古遗存实物证据王陵遗址﹙赤水镇郭村西南新石器时代、商~周﹚采集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泥质红陶和夹沙红、灰陶片绳纹及黑彩 , 器形有罐、钵等 。 另采集有蚌壳 。 还发现周时期的泥质和夹砂灰陶绳袋足鬲、矮裆鬲等残片 。 郭村遗址﹙赤水镇郭村北侧、西北侧新石器时代、汉﹚分布于村北、村西北两地 , 暴露有灰坑 。 采集有夹沙红、灰陶片 , 绞饰以绳纹、弦纹为主 , 器形有盆、罐等 。 属龙山文化遗存 。 还发现汉代的泥质和夹沙灰陶绳纹或弦纹盆、鼎、罐等残片 。 ”
而该文所载的《20-A21王陵遗址》和《56-A56 郭村遗址》所在地 , 就在郭村沿王巷低槽地带而西的两侧台地上 , 并在村西200余米处向西北延伸而去的台塬边上 。 根据新石器时代先民沿河而居的习俗 , 这一凹槽地貌无疑是河流冲刷的遗痕 , 但郭村西侧南北走向的遇仙河 , 东距郭村尚有400-500米之遥 , 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
从郭村向南2里许有村名李托 , 在李托村北200米处 , 原有一条东西走向 , 高出两边地面七八尺的小河堤 , 向西的下游直通一里之遥南北走向的遇仙河;向东的上游 , 则在李托村东黄家村西向东南宛转而上 , 直通瓜坡之小华山水库及东侧之车夫峪 , 据《水经注》载名为禺水 。 上世纪50年代 , 将流经李托村北之地上悬河 , 改从村南下挖丈许就近向西而入遇仙河 , 方免除水患之害 。

遇仙河李托段 刘焕民摄
问题是 , 流经李托村北平原西北向而去的地上河 , 并不具备原始河流冲刷的地貌 , 那么 , 自金惠塬而下的水流 , 初始究竟从何处而北归入渭河?
最有可能的地方有以下几处:
⑴ 临伴而流的吉家河 该河西距小华山水库所在的金斗峪河约600米 , 距该支流车夫峪河三留西诃段约500米 , 但为何却‘鸡犬之声相闻 , 老死不相往来?’但观其间地形 , 即能窥其概 , 因两者间地形明显高于西侧 , 使其不能东向归流 , 此地貌形成何因?
看来车夫峪之水难脱干系 , 该水连同金斗峪水 , 为关中台塬区最为特殊的泥水河 , 其特殊的地形是 , 基本呈东西走向的秦岭 , 自兰田县厚镇即向东北方向延伸 , 而以金惠塬所处地段尤甚 , 其申向柳技镇畔的高耸山脉 , 挡住了自西而来的风雨 , 形成了雨量充沛的迎面雨与地形雨 , 加上金惠塬塬高塬短河流坡降太大 , 致使逢水即成泥流 , 顺陡坡而下的泥石流 , 很快就使流向冀家河的通道变成了障碍 。
⑵ 堵住出路的河流顺势而北 。 沿着麦郭徐村直冲君朝而下 , 在君朝村西南的二道台塬冲出10余米深 , 百十米宽的沟峪即是明证 。
【华州西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⑶ 其间由于在麦郭徐村一带泥土滞积 , 使流水改道向西北而流 , 在洪黄李村西台源上冲出豁口 , 只是这次的径流时间不长 , 故豁口不深而巳矣!因为该河很快就在金惠塬塬边---即瓜坡街西一带决口 , 决口洪水自此改道而向西北 , 便流向本文的目标地郭村 。
⑷ 根椐郭村村西南西北 , 沿着王巷凹槽而西北走向的两边台塬上 , 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存证明 , 该处是史前先民的传统居住地 。 而对于尚无凿井技术的先民而言 , 沿河而居是其最好的选择 , 从郭村遗址发现的尖嘴瓶—从河中汲水的器皿来说 , 就是沿河而居的最好证明 。
据《历史材料与解析:〈发达的古代农业〉》一文载 , 我国的凿井技术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发现 , 其原文是:『〔至于凿井灌溉 , 早在龙山文化中就已出现 。 在河北邯郸龙山文化中发现两口水井 , 井口与沟渠相通 , 据推测 , 这是用于灌溉的水井〕 。 及〔汤旱 , 伊尹①教民田头凿井以溉田 。 ─《世本》〕』等文字分析 , 既然在龙山文化中就发现有灌溉水井 , 这应是普及技术 , 而生活吃用之井必然在前 。
顺带一提的是 , 就老观台泉护村遗址论 , 其发掘中并未发现代表龙山文化的陶器青铜器共存遗址 , 这中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 是不是代表着这一文化的华族被夏人所灭而出现断代亦未可知 。 从时间节点看 , 该文化发生的时间与夏朝的建立存在时间上的重叠 , 而华族的湮灭也当在其时 , 这难道只是偶然的巧合吗?

泉护村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 孙登高供
通过对东遇仙河 , 古称禺水 , ﹙自瓜坡而下的金斗峪与车夫峪水的便称 , 下同﹚至王陵郭村一线流域地形的观测 , 还真找到了该河流变迁的蛛丝马迹 , 在该河流向郭村的中途 , 从田扬村向其西北一线 , 存在明显的低洼地形 , 郭村人称为南洼 , 上世纪60年代初挖堀的排水渠 , 即沿此洼槽向西北 , 绕过郭村西南的王陵遗址向安门前村而下 , 该洼槽与王陵高地存在2-3米的落差 。
当代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看到的李托村北东西向地上河 , 当属近代的河址 , 由于该地上河经常决口 , 溃流即沿着田扬南洼洼槽绕王陵高地西边而北 , 给下流辛庄居民带来灾难 , 为此 , 由小涨十八社﹙辛庄乡是民国时没的行政单位 , 民俗俱称小涨﹚民众集资 , 沿王陵高地西北角向西北修了一道河堤 , 以使溃流西归遇仙河 , 因为该河堤以内平常无水 , 故人称假河梁;有趣的是 , 为了防止李托村北东遇仙河下流溃堤之水;对假河梁以南几百亩土地的浸挠 , 在王陵西南约200米处 , 即跨过绕王陵洼地西南侧 , 呈东南西北走向又修了一道假河堤 , 这两道假河堤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 , 才被所在地生产队毁灭 。
凭什么说瓜坡南侧金斗峪河车夫峪水 , 向东北冀家河河道被淤渚后 , 先向北经过徐村 , 在东赵村与君朝村的二道阶地上冲出一个大豁口 , 后又因徐村段决口西向 , 在洪黄李村西冲出另一个大豁口 , 而后才因瓜坡街西的塬边决口西北向流至郭村 , 形成新石器时代人类沿河而居遗址 , 而不是先流经郭村 , 而后在洪黄李 , 再在东赵村东撞出大豁口呢?
冀家河 刘焕民摄
笔者认为 , 从郭村西始 , 东到北沙村约5公里 , 北自罗家村 , 南到塬侧3公里许 , 共约15平方公里的渭河二道阶地 , 属于渭水冲击平原 , 自然呈西高东低的态势 。 如果不是由于金斗峪与车夫峪河水的泥水淤积 , 断不能形成水往西北高处流的情状 , 正是由于该平原自东向西渐次抬高 , 才使西侧变成低洼致水西流 。
而从郭村西南的王陵遗址与西北的郭村遗址证明 , 郭村系五六千年前的先民集聚地 , 那流经君朝和洪黄李峪口的时间在前 , 又在何时呢?大概在七八千年前 。 原因是黄土高塬的定形 , 大约在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后的1.2万年前 , 后由于黄河渭水的冲击 , 形成渭河的几道阶池 , 而郭村至北沙的这个二道阶地平原形成后 , 才有最初由金斗峪车夫峪水流向冀家河的初始期 , 到北向而流君朝期 , 再到改道流向洪黄李期 , 直至五六千年前的流经郭村时期 , 这便是大致的推测 。
而约为夏商朝时的古彤国国都 , 周朝时的古郑国国都所在地的郭村 , 即是接连发生的故事 , 看来该遗址源远流长 , 历史沉淀深厚 , 值得挖掘与研究 。

郭村民居 刘焕民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 听说南会村挖出了一座石桥 , 在李托小河子下游 , 笔者特意前去观瞻 , 该桥址在南会村越遇仙河而东的大路北侧200米处 , 有一条东西凹槽 , 系北会村民袁贵生﹙现年50余岁﹚挖沙所致 , 因挖沙致石桥暴露 , 笔者当时看到 , 该桥系南北走向石拱单孔桥 , 桥面低于地面三尺许 , 桥洞高约2.5米 , 用南山花岗岩筑建 , 石料色泽统一洁白 , 棱角齐整 , 少磨损迹象 , 看似使用无久即废 , 可见该河泥沙淤积之速 。 因无图案花纹及文字 , 尚难判定修建朝代 , 大致为清代建筑 。 该桥据闻当时官方已命南会挖沙人袁贵生掩埋保护 , 为我们保留了一难得的古桥遗迹 , 若如是 , 诚为一善举矣 。
值得一提的是 , 郭村三组老人同安稳 , 上世纪九十年代移居郭村王巷段西南侧 , 在其院打井时 , 其下两米处即遇三米厚白沙 , 再下为黄土 , 说明东遇仙河的存在时间并不长久 。 而该组同小军在西遇仙河遗址 , 即挖出六米厚白沙尚未见底 , 由此可知两者之间的差别 。
原文来源:《心声履痕》
原文作者:同延龄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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