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社交障碍只是表象，根源是背后的心理创伤！
小东的面诊经历有以下几点让我印象深刻：
小东被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AS），属孤独症（即俗称的“自闭症”）谱系障碍。我在临床上治疗自闭症的经验并不丰富，但对AS有比较深入的专业理解。
国内最权威的精神医学巨作《沈渔邨精神病学》称，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病因及发病机制非常复杂。既往研究提示，该类疾病与脑神经发育相关，因此DSM-5将该类疾病归属于神经发育障碍。其认为该类疾病是一个遗传因素为主，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
但阿斯伯格综合征（AS）较为特殊，它主要表现为社交障碍，我认为这可能与心理因素有很大关系。
我曾遇到过几位被权威精神科专家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AS）的患者，但经过我深入了解，并通过高效化心理干预证实，其社交障碍只是表象，根源是背后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我与小东交谈时，他思维清晰，有说有笑，根本不符合阿斯伯格综合征（AS）的表现，我认为这显然是误诊。我表明我的判断后，小东的父母都大大地缓了一口气，可见这个诊断曾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压力。
所以，精神科医生在下“阿斯伯格综合征（AS）”的诊断时一定要谨慎，避免给患者及其家属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而且，经过详细了解其成长经历发现，小东的社交障碍很可能与他经历的创伤性事件相关。
现在，阿斯伯格综合征这个诊断正在成为过去时，并引起了精神医学界的争议。
在目前国内外公认的最权威的诊断指南DSM-5（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阿斯伯格综合征被取消，而是增加一个新的术语——“孤独症谱系障碍（自闭障碍症状群）”，被取消了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将合并在这个术语之下。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分类将由症状的严重程度来体现（社交交流和受限的重复行为症状严重程度水平从1到3）。
我个人认为，与现有的双相谱系障碍引发的争议相似，孤独症谱系障碍也存在着诊断泛化的隐患。对于阿斯伯格综合征这个诊断被取消，我持保留态度。
另外，小东还曾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多动症”，这是一种发病率极高的疾病。但根据我在临床上的观察，多动症的诊断也存在泛化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十几年来，不少教育界和心理学专家多有诟病，他们认为大量被诊断为所谓“多动症”的孩子并不是患病，而是因为很多孩子天生更好动、好奇，他们并不是缺失某种能力，而是大人们缺乏科学引导的意识和方法，不懂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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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从精神心理学及临床实践的角度上看，确实发现很多精神科医生常将多动症与学习障碍混淆，将不少罹患学习障碍的患者被误诊为ADHD。
小东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在学习喜欢的英语科目时能够调动积极性，高效完成作业，成绩名列前茅；玩乐高积木时更明显，连续数小时沉浸其中不知疲倦。
显而易见，小东并不是真正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他的注意力不足仅限于学习，更确切地说，仅限于英语之外的科目，这更符合“学习障碍”的表现。
关于ADHD和学习障碍之间如何鉴别，后续有机会我再进行详细阐述。
还有一点值得提出来的，小东的父母称孩子曾接受过智商测试，才70余分，被认为轻度弱智。
很多人都认为智商（智力商数，Intelligence Quotient，即IQ）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如果孩子智商测试的结果不理想，孩子及家属都会处于高压力状态，这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然而，智商测试的测试方式决定了其有很大的局限性。智商测试的方式类似于学生的课内考试，如一些关于数字、记忆、推理和解释词意的题目与小学、初中的数学、语文题目很类似。
而且，除了整套测试有时间限制外，一些环节中的每道题也设有限时，对于本来就容易焦虑、紧张的部分受测者来说，这可能引起比考试更大的压力，影响发挥。
而小东本来就有学习障碍，面对答题时很可能高度焦虑，更加难以集中注意力。小东的父母也提及，小东并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智商测试的问题，这也直接导致测试分数偏低。
我相信，小东的学习障碍得以治疗后，再重新进行智商测试的话，分数一定会大大提升。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拥有“最强大脑”的天才科学家爱因斯坦，他的智商高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根据多个版本的传记证实，爱因斯坦4岁才会讲话，后续童年期的发育也比同龄人更慢。如果在爱因斯坦6、7岁进行智商测试的话，我猜测其结果一定不乐观。
因此，患者家属要看到智商测试的局限性，不要因一时的结果就认定孩子智商低而感到焦虑。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小东自称为“佛系玩家”，总倾向于回避竞争。我在临床中也曾遇到过几个自称“佛系少年”的患者，我认为，这种态度的背后其实也存在叠加性心理创伤。
就拿小东来说吧，3岁前，父母把他寄住在外公、外婆家，他内心极度渴望能够与父母亲近，每次与父母分开或想念父母时，他都哭得撕心裂肺。
后来，外公找了个方法，把小东放在阳台上转移他的注意力。小东虽然不哭闹了，但他内心的创伤并未得到修复。
我猜测，他这段与父母隔离，亲子关系有过断裂的经历是导致他遇事退却、不够自信、并难以表达情绪的原因之一。我还高度怀疑，小东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对应的心理创伤。
当然，小东的父母最终并未决定在我们这里接受治疗。我们无法深入了解小东的病情和经历，暂时无法完全证实以上设想。
今后，如有典型的“佛系”患者的案例，我将与大家分享，进一步探究这种心态背后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及其造成负面影响的原因，供众多父母反省和提升。
——何日辉
(下文作者：何日辉的学生Lily）
从我看到小东的面诊信息表开始，我就对这次面诊产生了期待。
前来我们机构就诊的青少年患者大多曾被诊断为抑郁障碍和双相情感障碍，还包括焦虑症、强迫症、甚至精神分裂症等。而小东的信息显示，他曾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阿斯伯格综合征（AS）。
我们机构在临床上接触这一类的患者较少，我非常好奇小东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小东的父母看起来都比较和蔼，尤其是母亲，脸上挂着笑容，神情平和，并没有大部分面诊家属的愁容和焦虑。
小东高高瘦瘦的，眼睛朝下看，表情有些僵硬。乍眼看去，感觉他比起普通的孩子有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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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先介绍情况。“小东3岁之前是在惠州老家由外公外婆带的，后来回到我们身边。他小时候身体不好，发育得慢一些。幼儿园开始就经常有些小动作，不容易专注。我跟他爸爸那时还是很包容、接纳的，觉得要给他时间，顺其自然”。
“但是到了小学，我们开始着急了，他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吼他。他小学一到三年级成绩中等，有时达不到我的标准我就冲他发火，有一次还把他赶了出门。那次他哭得挺厉害的，我事后非常后悔！相反，小东性格很温和，从来没有向我们发过火。”
“那时候您冲他发火的频率高吗？”何主任问。
母亲一时没答上来，小东竟笑着抢答了，“不算很多，大概2年一次吧”，母亲和何主任听了都笑了。
“其实那是我的错，那天作业太多，我不耐烦，字写得很潦草，老师不允许的。那天我妈心情也不大好，就把我拖了出去。当时是挺害怕，但我对妈妈没有什么负性情绪”，小东有很好的自我反省能力，看来母亲对他的负面影响并不大。
何主任示意母亲继续说下去。“到了四年级，我们给小东转到了一个更好的学校，孩子当时也愿意。可转过去后，我感觉他不开心。班主任喜欢成绩好的孩子，对他不好。”
“还有一次，他跟一个同学起冲突，踢伤了对方，老师打电话跟我说的。我没有骂孩子，而是让老师先调查前因后果。后来发现是那个同学太调皮了，总是捉弄小东。我孩子虽然性格温和，但最后也是忍无可忍，才动脚的。这不全怪小东，这件事情我没有怪他。”
这是一个明白事理，懂得教育的好妈妈！我心里默念。
“从那时开始，我再也没有对小东大喊大叫了。我自己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书，端正心态。总的来说，小东不是顽劣的孩子，虽然他的共情能力不是很强，但非常善良，对同学老师都很友善，遵守规则。但成绩就是上不去，还越来越后退了，但老师说他上课总是走神，不过他不会影响别人。”
“做作业呢？效率怎样？”何主任追问学习细节。
【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社交障碍只是表象，根源是背后的心理创伤！】“他能坐得住，但效率就不好说了，可能坐半天才完成了一点点”，母亲一脸无奈。
“谁说的！我做英语作业挺快的！”小东张嘴反驳，又马上不好意思地笑了。
何主任也被他逗乐了，“噢，看来妈妈说的不全是事实。为什么做英语作业比较快？”
“我比较喜欢学英语！”小东回答。
“那你英语成绩应该不错，对吗？”
“大概在班级里第十名左右吧。全班有48名同学。”
“那真的挺不错的！”何主任表扬他。
这时父亲开口补充，“其实小东自己也感到了学习的压力，也知道我们着急。我们经常鼓励他，但他好像听不进去，没什么改变。”
“对，我感觉这孩子有点害怕竞争，无论是玩电子游戏，还是学校的知识竞赛，只要是有竞争性质的，他就后退了。我怎么哄他都不愿意参加”。
母亲话音刚落，小东自嘲地说：“我是‘佛系玩家’！”，父母哭笑不得。
“好的，我大概了解了。我再问一下，小东有没有对于哪一类事物能比较感兴趣，可以专注地进行很久的？比如电子游戏之类的？能玩多长时间？”何主任提出关键问题。
“他玩电子游戏当然专注了，但我们从没试过毫无限制地让他一直玩下去，一般就是周末玩半小时到一小时吧。不知道他能玩多长时间”，小东的母亲回答。
何主任向小东确认的时候，他说玩游戏确实不会走神，但总是过了10来分钟就换游戏，“觉得同一个游戏玩久了没有意义”。
“噢，对了！他很喜欢搭乐高，能自己一个人专心地玩很久。搭乐高比较健康嘛，我们就放手让他玩，他能玩上几个小时！”，父亲插话。
总体而言，小东的父母认为孩子明显缺乏专注力，性格比较软，害怕竞争，做事容易比别人慢半拍，也常丢三落四。“我们带孩子去医院看过，做过测试，医生说可能存在注意力缺陷”。
“我认为不一定，等下我跟小东单独谈的时候，再详细了解吧！”何主任让父母别太担心。
小东单独坐在沙发上，有点局促。因小东的突出问题是注意力难集中，学习效率低，何主任便开始集中询问校园经历，如是否遇到过应激事件，遭到同学欺负或老师的不公平对待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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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在学校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都挺正常的。走神的习惯从小学就开始有了，到了初中好像更频繁了一些”，小东回忆。
“刚才妈妈说，你四年级转学后不太开心，是什么原因呢？”何主任问。
“唉，转学前的学校比较宽松，不用排名，考试也简单，大家都是90多分。但后来那个学校好严格，学习进度快，我觉得同学们都好牛啊！我跟不上，成绩一直下降。幸好小升初是参加统考，不然啊！”，小东一边说，一边笑着捶大腿。
这小孩说话挺逗的，我心里不禁偷笑。
“看来你还是知道自己的斤两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你不着急上心，那么佛系？不会是故意装的吧？”何主任半调侃，半刺探。
“我……我其实内心挺着急成绩的，但父母没看出来！我努力了，他们看不出来；我不努力，他们也看不出来。我好像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着急了，有情绪了，就是表现不出来”，小东语气平静，“我的表演技术超级差！”
“这不是表演啊！人着急了、焦虑了，自然就会流露出来啊，比如手势的幅度变大啊，音调升高啊等等”，何主任有些疑惑。
“我也不懂，就是憋在心里表现不出来”，小东看起来果然还是不温不火的。他此刻心里会不会已经着急万分？
“你从小就这样吗？”何主任追问。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爱哭，哭得超级厉害，整栋楼都能听到，出了名了。我不记得原因了，但肯定不是身体上的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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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哭，外公就很着急。有一次，他把我抱到阳台上，有防盗网，上面垫着一块木板。他把我放在那块木板上，哄着我说在那里等着我妈妈回来。阳台很高啊，我一下子吓到了，就不哭，”
“后来我发现，坐在上面也没什么危险啊，还能看到海滩，挺好的，我就经常自己爬上去坐着。总之，那时我一大哭，外公就把我抱到阳台上看海，又或者是带我去海里玩，我就不哭了。”
“总之，那时起我就渐渐不哭了，很难流露内心的情感了。后来我爸妈接我回去，我从幼儿园中班之后就基本没哭过。”
“你那时你应该很小吧？记得那么清楚？”何主任非常惊讶。
“对，1岁多吧，不是所有事都记得。但对于哭这个，记得很清楚。”小东回答。
面诊的时间接近尾声了，何主任把小东父母请了回来，提供总结意见。
“小东与人交流比较腼腆、被动，动作上确实给人慢半拍的感觉，但总体上能顺畅地沟通，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肯定不是阿斯伯格综合征，”
“至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我个人也不太赞成，持保留意见。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主要表现在学习方面，我的诊断是学习障碍；他玩乐高、电子游戏就挺正常的。”
“而且，我深入了解了一下，发现小东的注意力难集中有一定的心理因素。他说他也着急学习，但表现不出来，情绪表达和表现有困难，但这不是天生的，而明显与幼年一些经历有关”，何主任说起了小东在外公、外婆家的经历。
“天啊！我没想到那么小时候的事情他居然记得！”小东的母亲瞪大了眼睛，“那时候他的确才2岁不到！而且他说的那个场景我知道，我爸家阳台的那块木板，他总爱坐在上面。”
“很多人都以为小孩不可能还记得一、两岁的事情，确实，像小东这样还能记得的非常少。但人的记忆系统很神奇，外显记忆虽然忘了，但很可能隐藏在内隐记忆里，并影响着人的情绪、行为和认知。我们曾治疗过一个青少年，在深度催眠下他记起了一个刚出生后三个月的创伤事件！我们都觉得很神奇！”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心理创伤，而且时间长，影响他的情绪表达，后来一些负面情绪只能压着，累积着，这会影响注意力，进而影响上学后的学习效率。当然，当时是否还有其它创伤事件现在不知道，有可能会在深度催眠下浮现，”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创伤，或者说学习上的挫折吧，是转学后跟不上进度，他内心着急，自信心也受到打击，注意力就更难集中了。与此同时，父母也缺乏有效的引导，没有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所以，我觉得小东表现出来的注意力不集中，行动有点迟缓、丢三落四，其实是有一定的心理因素的。”
听了何主任的分析后，小东父亲似乎欲言又止。他找个理由支开了小东，低声地提出了疑虑：“何医生，我们之前带他测过智商，才70余分，说是较低，属轻度弱智。我们很担心，这到底怎么回事？”
何主任有点儿吃惊，不仅因为之前的面诊信息父母只字未提此方面的信息，而且可能因为他觉得孩子的智商不至于如此之低。
他深入了解了测试的经过后，很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智力测试我比较了解，以前在武警广东总队医院当心理科主任的时候也操作过不少。其实所谓的智力测试，是通过让受测者在一定时间内回答一个个题目，分别反映受测者的记忆力，推断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视觉空间感等等。”
“这种测试有一定客观性，但也有不少影响因素，比如受试者当时的心理状态，这对答题和分数的影响挺大。而且，很多人对智力测试有认识误区，以为智力水平一旦测定了，就不可改变了，这是不对。因为，学习状态不同等导致的学习能力是可以迅速改变的，智力测试水平也是可以改变的。”
“至于小东，我刚刚分析了，他因为一些经历和创伤事件，导致注意力难以集中，测智力时的成绩当然就不理想了。但他对喜欢的英语科目，明显就能调动注意力，学习效率高，成绩也很不错，说明这里面有很大的心理因素。我仍然坚持我的判断。”何主任非常坚定。
“对对对，当时他说题目都没时间做完”，小东的母亲接过话来，“我也觉得这个分数有点片面”。面诊结束时，小东父母的神色终于轻松了不少。
写在最后：
跟小东短暂接触后，对于有精神科医生将他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征（AS）这一事，我有点难以理解。要知道，AS可是被视为儿童孤独症（即俗称的“自闭症”）中的一种啊！
而在一个小时的交谈里，小东虽然明显有些不自信、不自如，但他思维清晰，对答切题，跟父母与何主任有说有笑，还不时爆出一两个网络热词，会自我调侃。我真的很难将一个这么友善、懂事、还自带欢乐气质的孩子与阿斯伯格综合征扯上关系！
当然，可能因诊疗时间较短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小东以前见过的医生未能深入地、全面地了解情况，仓促之下，未能作出十分准确的判断。但这无疑给小东父母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幸好，他的父母对此有所意识，带着孩子寻求不同的答案，了解多方意见。尤其是小东的母亲，不但因孩子还记得幼年事件而感到震撼，也十分认同何主任的分析。从面诊过程可看出，她是一个懂得反省自身、积极改变，并理解孩子的母亲。希望小东在她的陪伴和守护中，变得更加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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