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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日记》手稿
读书而“择要”，可以事半功倍，黄侃对自己的老师刘师培的学问十分敬佩，而刘师培即是民国时期年少成名的俊杰 。黄侃曾云：“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 。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亦得择要之法 。”就是此意 。刘师培正因为读书能择其要，故三十五即学成，比之于皓首穷经而不得其法的人，所得要更迅捷而远大得多 。
黄侃读书择要而熟读的法门，其实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守之有素的风习 。曾国藩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 。”意谓古今著述宏多，就像长江大河中滔滔不绝的流水，一个人要想尽数喝干，那只是天方夜谭，所以必须守约，择取重要的部分熟读精思 。他还举了韩愈的例子，说韩愈作为千古大儒，平生所服膺熟读的也就寥寥几种书而已 。读书既然有所选择，那么对所选择的重要典籍，就切须精熟 。朱熹云“读书不贵多，只贵熟” 。又说：“读十通，与读一通时终别 。读百通，与读十通终自不同 。”这是说读书贵熟之义 。从这些先哲嘉言中，我们正可以看出黄侃读书“择要”的文化渊源 。
读书须择要而精熟，而在读的过程中，又不能杂览旁收，分散精力，尤其是很多大部头的书籍，是需要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来阅读的 。《论语》记载子路，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即是说子路获得了一些知识后，如果未能透彻消化运用，便绝不贪多务得 。黄侃在日记里曾记载自己读《清史稿》事云：“自后当以全力治《清史》，《清史》未毕，万万勿读他书 。予年来每每兼点两书，此最误事 。《韩非子》曰：‘数变业者无成功 。’戒之哉！”即是此意 。
黄侃对基本典籍的精熟，用功的刻苦，也得到很多同时代学者的肯定 。他在北大本属于守旧派，对提倡白话文学的胡适、钱玄同，皆不假辞色，甚至嗤之以鼻，双方壁垒森严，但是他的学问，却也很让胡、钱等人钦佩 。胡适曾经评论学者林损说：“公铎（林损）的天分很高，整天喝酒、骂人，不用功，怎么会给人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章太炎，黄季刚，他们天分高，他们是很用功的啊 。”可见胡适对黄侃的用功有很深的印象 。
同样致力古典学问的张舜徽，在自己的日记中也曾与骆鸿凯评论过黄侃，他说：“黄氏以聪明睿智之资，而治群经小学极其勤苦，读书无一字跳脱，此所谓守之以愚者也，故所诣独有千古 。”
天分高，却不滥用，选定自己的方向，便孜孜不倦地耕耘，这便是张舜徽称许黄侃“守之以愚”的精神 。
黄侃批校《说文解字》
广购书以备读
黄侃对精读的书选择甚严，用功甚深，但他又绝非故步自封、拘守一隅的浅陋之人，在精读之外，他有不少泛览之书，这从他购书之广中亦可看出 。爱书之人往往喜购书，一册在手，笔墨精好，摩挲不忍释，是书斋中一大乐事 。黄侃购书并非如普通藏书者只为装点门面而已，他所购的多是对自己学问有用之书，只要有用，即使书价甚贵，黄侃也不惜解囊 。徐有富曾在其《黄侃读书法管窥》一文之“得钱随分付书坊”中谈及此点 。
如黄侃曾节约日用，花了四年时间购齐《四部丛刊》，这令他高兴不已，虽然购书的价格不在小数，但他依然“夜以名酒庆之”——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因为购齐这套好书而“开香槟”庆祝，可见他的爱书之诚 。还有一次，他购得新出影印《四库全书》中的《旧五代史》，觉得“印既精工，纸复絜致，与原本无异，真好书也”，于是“执玩反复，喜不自胜” 。黄侃在日记中记载，自己于短短三年中，为购书就几乎花去了八千元，这在民国时期，是很令人咋舌的数目了，为此他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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