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大岁月》，1945年罗老师从成都树德中学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次年复校北上，转入北大史学系，大学四年、滇京两地，罗老师在日记中记载了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到父亲好友朱光潜先生家拜访和讨教，选修裴文中、唐兰、潘光旦、金岳霖、张奚若等著名学者的课程并对其中个别学者观点提出疑问等事，一个动荡年代热血青年的形象跃然纸上 。
1949年从北大毕业，罗先生被分派到中苏友协总会工作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他回到北京大学任教，走上一条既迭遇挫折，又不断缔造辉煌的治学之路 。
说到辉煌，20世纪60年代初，北大历史系在我国高校率先创设拉丁美洲史专业，罗老师临阵受命，充分发挥谙熟英语、俄语之优势，加上自学的西班牙语，广猎穷搜，于1962年夏推出中国高校拉美史教学的第一课，成为公认的中国拉丁美洲史学科创始人 。
使罗老师“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则是他敢于颠覆在我国学界几乎成为定论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 。之前，章太炎、朱谦之、邓拓等人都认为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 。1962年，时值哥伦布发现美洲350周年，“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说”被旧话重提 。青年讲师罗荣渠在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做专题学术报告，通过对《梁书》等有关扶桑国史料的广博考证，从相反方面立论，同学界权威进行了一场以寡敌众的“美洲发现论战” 。罗老师的会议发言《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被《北京大学学报》刊载，在燕园引起轰动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人最先发现美洲问题的争论又成为热点时，罗老师再次挥笔写就《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一文，无可辩驳地论证了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之种种不可能，成为史学研究的佳作名篇，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7次写信表示支持和赞扬 。
罗老师还是一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学者 。1974年年末，北大接到了一个突击性任务：应即将到访的特立尼达多巴哥总理威廉斯的请求，尽快整理出一份关于19世纪美洲华工的材料 。因当时学界找不到能担此重任的人，军宣队只好把挨整中罗老师临时“解放”出来 。罗老师“沾外国人的光，捞到一点读书的时间”“上穷碧落下黄泉”，尤其是在北京图书馆找到尘封已久的《古巴华工口供手册》等原始资料，在圆满完成任务的同时，也为“文革”结束后接连在《人民日报》《世界历史》等报刊发表相关文章打下坚实基础 。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罗老师也“老树春深更著花”，巨大的学术能量如火山一样喷发 。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和创始者，则是他学术生命达到巅峰重要标志 。
五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写道：“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 。”
中国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它本身蕴涵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包含大量等待学界探索与发现的原理 。
20世纪80年代初，罗老师已经着手撰写《美国的历史与文明》，但现代化大潮的涌起，让他改变了主意 。他意识到，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是当前关系国家盛衰存亡的大事，实现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不能没有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历史学家必须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作为一个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的学者，罗老师毅然决然转向现代化研究，全力以赴探索和总结中国现代化的新经验，创建新的理论和学说 。
罗老师用他旺盛的学术生命与杰出的学术贡献，展示了大变革时代一个学者应有的地位与角色、使命与担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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