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显示 。只有约 14% 的受访农村可以较容易地调整土地 。只有约 10% 的农村建立了公开公平的村民选举制度 。而同时具备两种有效制度的农村不足 2% 。换句话说 。近 3/4 的受访农村未能建立有效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 。
人口外流导致内生制度失灵
在控制了经济、人口、生态和政治因素后 。研究发现 。只要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其中一种发挥作用 。就会使包括自来水、村内道路、水利工程、其他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等在内的公共产品得到有效建设和维护 。
长期在本省其他城市或外省务工的村民比例越高 。内生制度就越难以奏效 。原因有二：一方面人口外流让人们的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 。在人口外流较多的农村 。村民对邻里的熟悉程度降低了 。人们越来越不在乎其他人怎么评价自己 。也更加不认同老人和道德模范的威望 。
另一方面 。在人口外流较多的农村 。人们不再认同应该为了集体利益去牺牲个人利益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在从培养长期社会关系转向注重短期个人利益；纠纷解决的方式也从 “和稀泥” 或 “各打五十大板” 的和谐理念 。转向是非对错要黑白分明的观念 。
换句话说 。人口外流导致内生制度赖以为生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而这是内生制度失灵的关键所在 。
人口外流适中才能建立正式制度
人口外流固然会让人们趋向于选择正式制度来处理纠纷、灾难救助和私人借贷 。但是人口外流比例过高的农村 。与人口外流比例过低的农村一样 。都难以建立正式制度 。
只有在人口外流比例适中的松散型社区 。人们才会选举村委会、民政部和信用合作社等正式制度来解决个人的纠纷、救灾和借贷需求 。而在人口外流很少和人口大量外流的农村 。人们很少选择正式制度 。反而主要依赖于家庭、亲戚朋友和宗族等私人手段和非正式制度 。
同样在村民问责方面 。在人口外流比例过低或过高的农村 。人们对村民选举的信任水平很低 。且不认为村民选举和村委会是有效监督村干部的主要手段 。
除了上述量化分析 。吕杰还基于实地访谈和案例分析来丰富这些研究发现 。量化分析可以检验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 。但截面数据无法说明因果关系和发生机制 。案例追逐和深度访谈则增强了研究的纵深性 。使之可以解读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 。
中国农村的未来向何处去？
知识精英和青壮年劳动力出走农村 。留下无人照料的老弱妇幼 。大量人口外流使村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减少 。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陌生 。尤其是人们观念的变化 。对内生制度所赖以存续的社会根基——信息流动和社会惩罚这两个关键机制——造成了摧枯拉朽的侵蚀 。
与过去更注重集体利益、长期发展与和谐共处的观念不同 。外出务工人员更倾向于认同个人至上、短期主义和自我中心 。这使农村传统的社会交往发生剧烈变化 。社会关系更为紧张 。甚至矛盾纠纷也难以调和 。
有人说农村的复兴可以寄希望于返乡农民工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和视野都要优于没有外出的村民 。但是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对农村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 。并不会真正地关心农村治理 。他们更加向往城市生活 。哪怕那里的工作艰辛、生活艰难 。
不过 。即便是留在城市的村民 。也同样可以为家乡的发展做贡献 。外部力量的介入会使农村社区得以重建 。并激活地方治理的制度基础 。他们可以为村庄带去新鲜的血液 。让村民间的合作与协调逐渐增强 。
更重要的是 。各级政府应该增加严重人口外流地区的 “三农” 预算资金 。加强监督并有效利用这些经费 。以推动农村治理的转型 。
人口流动凸显农村治理复杂性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让农村治理的复杂性进一步凸显 。可以预见的是 。城镇化进程和人口迁徙的加速推进 。会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从关系型社区转向松散型社区 。进而陷入原子化社区 。如何治理这些形态不一的农村 。是未来社会的一个重大挑战 。
基于村规民约、宗族嫡亲、宗教信仰和互惠互利等建立起来的内生制度 。正慢慢复兴为村民自治的主要依据；与此同时 。国家有意识地推动村民选举和民主治理等正式制度在农村生根发芽；此外 。大量村民外流会对村庄结构和社会环境造成重塑 。这三股力量交织在一起 。为我们理解中国农村治理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
其他观点：
人多地少 。生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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